一、澳门之于中国

澳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提及是在宋以后，真正的有人定居是在明朝初期，根据清乾隆年间的《重修澳门望夏村普济禅院碑记》记载及考证，“家自闽宦，改官粤之香山，遂世居澳地”的这位赵氏后人的祖先是明初来此定居并成为当地的大族，澳门才摆脱了荒芜，迎来了新的面孔^[1]。

澳门古称濠镜，清乾隆年间出版的《澳门纪略》中说：“濠镜澳之名，著于《明史》”^[2]，并说“澳门，则以澳门南有四山离立，海水纵横贯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门，故合称澳门”。虽然有些地点存在争议，但是清代以后，澳门便成为这个小岛的名称。

葡萄牙人于15世纪末绕过好望角而进入了东方世界，先后在印度的果阿和马六甲建立殖民统治，在科伦坡、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等地建立商站，完全控制了整个印度洋的海上贸易，并进一步试图与中国建立联系。明正德年间葡萄牙人进入中国，当时中国人无法辨别这些人来自何方，因此采用了伊斯兰民族对欧洲人的泛称“佛郎机”。《明史》中有“佛郎机，近满剌加。正德中，据满剌加地，逐其王。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始知其名。”^[3]随后“（正德十五年十二月）丁酉，大祀天地于南郊。初献疾作，不克成礼。是年，琉球、占城、佛郎机、土鲁番入贡。”“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亚三因江彬侍帝左右，”^[4]却由于侍者侍宠生娇，飞扬跋扈，引发朝廷不满，而葡萄牙的舰队又同时侵犯明朝屯门的主权，加之马六甲流亡政府派来诉苦亡国经历的特使，使葡萄牙人原形毕露，更加致命的是明武宗在旅途中突然病死，失去了强有力的庇护，直接导致了葡萄牙人征服梦短期流产。之后，江彬被杀，火者亚三被处决，断绝葡萄牙使团的朝贡，特使皮雷斯监禁而死。

第一次的碰面不欢而散，但是葡萄牙又多次卷土重来。由于意见相悖，摩擦程度日益激烈，双方曾发生一次小规模的战役，有人称“屯门之战”，中方大胜，迫使葡萄牙放弃武力入侵而选择以行贿等手段进入澳门。1529年，两广巡抚林富上疏要求重开广东市舶获准，广州于是重新成为通商口岸，葡萄牙人也被驱逐到广东，一番调查取舍，澳门成了他们的侵略目标。“（嘉靖）三十二年，番舶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地曝圣经诸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汪柏许之。初仅茇舍，商人牟奸利者渐运瓴壁榱角为屋。佛郎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久之遂专为所据。番人之入居澳，自汪柏始。”^[5]

自从葡萄牙入据澳门以后，这里就成为东西文化交流地、交汇点，由于世界贸易的发展和宗教的传布，葡萄牙人将西方的科学技术通过澳门带入广东，转至北京等地。而中国的文化又通过澳门、广东传入西方，这个文化领域的交流是相当广泛的，包括天文、绘图、地理、算术、建筑、航海、医学、文学、艺术和宗教等^[6]。

由于澳门特殊的地理位置，初期，明朝政府对于澳门有严格的控制权，建城设官而以县治之，并允许城内有一定的自治权，虽有损主权却一直相安无事，市民选举产生的市议会和葡萄牙总督并存的体制延续了200多年^[7]，清承明运，对于澳门十分重视，之前明朝官吏巡视澳门的少之又少，到了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多次派遣前往巡查，在鸦片泛滥之时，嘉庆、道光也多次派钦差大臣处理澳门问题及展开禁烟工作。鸦片战争之后，葡萄牙趁火打劫，想进一步占有澳门，在反复争执、英国干预的情况下，1887年，清政府签订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条约确立了葡萄牙在中国的经商特权及在澳门的永居管理的权利。“从1553年澳门开埠到1846年（道光二十六）强行关闭中国国家政治文化的象征——关闸，再到如今条约的签订，澳门在沧桑中走过了兴起、繁盛、衰落的风雨历程。这是中西文明从初次大规模碰撞，冲突到逐渐交融缓慢演进的334年，也是西方文明在中国边缘停顿徘徊的334年。”^[8]

澳门是中国海禁政策之下遭受外国侵略较早的一个地区，也是国人向外观望第一眼的地方。葡萄牙的到来，除了带来天主教外，同时还有先进的工艺和制造技术。御史何鰲曾言：“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9]其中火器最为优良，“嘉靖八年，始从右都御史汪鋐言，造佛郎机砲，谓之大将军，发诸边镇。”^[10]以后，在战争中火炮、火铳就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除了引进佛郎机炮外，明朝还发明制造了小型火器、骑兵用的火器，着实壮大了明军的战斗力。“明置兵仗、军器二局，分造火器。号将军者自大至五。又有夺门将军大小二样、神机砲……连珠佛郎机砲、信砲、神砲、砲里砲、十眼铜砲、出连珠砲、百出先锋砲、铁捧雷飞砲、火兽布地雷砲、碗口铜铁铳、手把铜铁铳、神铳、斩马铳、一窝锋神机箭铳、大中小佛郎机铜铳、佛郎机铁铳……之属，凡数十种。正德、嘉靖间造最多。”^[11]火器的批量生产，扩大了在战争使用的广泛性。万历年间的援助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主将李如松就使用了各种佛郎机火器，取得大捷。在对抗满洲的战争中，明将袁崇焕使用经葡萄牙转手的红衣大炮坚守宁远，对满洲军队造成重大伤害，并造成了努尔哈赤的死亡。清朝初年，由于之前所受到的痛苦，积极铸造火器，如红衣大炮“天祐助威大将军”等，并在关塞，沿海设置炮台，用以防守。只是几年太平盛世过后，武功废弛，军纪涣散，又不能更新装备、进修军事管理技术，官员互相倾轧，在后来的作战中吃尽苦头，无可奈何。

葡萄牙进驻澳门的同时，澳门的商业贸易也随之兴起。而进行交易的商品中竟是大宗的鸦片，使澳门一度成为远东最大的鸦片转运站。鸦片大量输入中国内地，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和民众健康，1794年，中国政府首次宣布严禁鸦片输入，但走私仍然十分猖獗。嘉庆、道光、咸丰三朝政府曾多次就澳门走私鸦片的情况给予严厉查处，但是效果并不显著，在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以后，葡萄牙与英国成为竞争伙伴，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禁烟政策已经无法阻止葡萄牙人的鸦片了。

同时，澳门又成为中国苦力贸易的第一个市场和据点。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之后，掠卖人口现象十分频繁，为了杜绝这种情况，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明朝政府规定：“禁买人口。凡旧新夷商不许收买唐人子女，倘有不法者，按名追究，仍治以罪。”^[12]乾隆十四年（1749）清政府下令：“禁卖贩子女。凡在澳华夷贩卖子女者，照乾隆九年详定三例，分别究拟。”^[13]在政府的不断施压下，英国、葡萄牙只能在暗地进行罪恶贸易，等到鸦片战争以后，搬上明面，澳门成为最大的苦力出口港。1871年，古巴等南美几个沿海国家相继在澳门设立五个代理机构，分别进行苦力贸易。当时粤海关税务司报称，“同治九年，秘鲁船一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三百十三人，同治十年，秘鲁船十三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五千九百八十七人，同治十一年，秘鲁船十九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九千三百八十一人。”^[14]面对如此不顾人权的行为，清政府特派李鸿章多次与秘使交涉，并说明华工相关专条，“不准在澳门及各口岸勉强诱骗中国人运载出洋，违者其人严惩，船只罚办”。通过清政府的努力以及世界舆论的谴责，1873年12月29日，澳门总督阿尔校发表公告，宣布禁止“猪仔”从澳门装运和出洋，苦力买卖在名义上停止了。

葡萄牙人在澳门修建教堂、修道院，以一种与人为善的态度融入大清的国土，试图在中国人的心中留有美好的印象。他们造炮厂，设学校，宣扬西方的技术，甚至还向外派遣留学生。在天主教徒的热衷传教之下，许多人将自己年幼的儿子送往教会，再由教会送往西欧国家学习。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有一所留学生学校，曾经有学员担任马戛尔尼出访大清的使团翻译^[15]。可是，即使此刻的澳门就是西方在中国的缩影，政府还是把它当作一个风中孤岛，对在此发生的一切置若罔闻，把澳门完全遮掩在国人面前，这样，少数人的先进意识无法形成强大的学习潮流，向西方学习的口号也推迟了好几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