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东道大行台
武德四年九月底李神通大败，山东地区形势急转直下。十月己丑，行台名义上升大行台。庚戌，中央对大行台进行改革。“诏陕东道大行台尚书省自令、仆至郎中、主事，品秩皆与京师同，而员数差少”[59]，一方面提高了大行台的等级，为其统辖河北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改革建制，《旧志》所载大行台、行台即改革之后的建制。陕东道大行台较陕东道行台取消了金部郎中一职而户部尚书下有仓部郎中、度支郎中。金部郎中掌钱帛，仓部郎中掌粮米，这一变化至少反映了武德二年租庸调法颁布以来行台收入结构的转变；又度支郎中，其在中央作为计划支给机构是户部的核心，一切支出都要以度支编制的预算为准[60]，大行台亦有度支郎中表明其拥有相当独立的财政权。相比于诸道行台，大行台职员更多，分工更细，权力更大，因而独立性更强。
十一月甲申，洛州总管府职权归大行台，大行台移治所于洛阳。其具体位置，《唐六典》载：“寻以宫城、仓库犹在，乃置陕东道大行台”[61]河北地区实际划入大行台统辖，“山东行台及总管府、诸州并隶焉”[62]。武德五年四月刘黑闼叛乱平定后山东道行台立即被撤销，正式并入陕东道大行台，大行台辖区已真正涵盖了陕东的广大地区。次日乙酉，正式册名秦王为天策上将、大行台尚书令。
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行台对于强化中央集权的意义逐渐丧失，诸道行台多被取消。原行台辖区行政上直属于中央，军事上则由天策府统一行使[63]。陕东道大行台是一个例外，陕东地区平定后其职能已完成了以军事为主转到以行政为主的转变。大行台之所以能够在战后长期存在，源于立储之争。在秦王集团与太子集团的争夺中，陕东道大行台与益州道行台共同构成了李世民的实力基础[64]。太子集团显然清楚陕东地区对于李世民的重要性，数次与其争夺。如李渊欲遣世民回洛阳以平兄弟矛盾，“将行，建成、元吉相与谋曰：‘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65]。又如玄武门前夜，世民“以洛阳形胜之地，孔一朝有变，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洛阳”[66]，“建成之变，（屈突通）复检校行台仆射，驰镇洛”[67]。李世民夺权成功后，陕东道大行台失去其存在意义，于武德九年六月辛未[68]最终被取消。
【注释】
[1]〔清〕唐仲冕：《陶山文录》卷十《校全唐文三条》，清道光二年（1822）刻本、杜文玉：《论隋唐时期的行台省》，人大《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93年第7期、叶向文：《唐初行台省浅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均将两者混同。
[2]罗凯：《隋唐政治地理格局研究》第35—41页。陈国灿、刘健民主编《〈全唐文〉职官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页首先意识到大行台与行台的不同，但几笔带过。
[3]本文所涉及的《旧唐书》唐前期纪与《资治通鉴》多用国史实录，故归为一类，《新唐书》纪与《旧书》同而略；《旧唐书》传多用家传，而本文几不涉及《新唐书》新补传，涉及传者同而略，故将两者归为一类（下作《某传》而无注者均为《旧唐书》载）；《旧唐书》十一志多取“记礼法之沿革”的专门撰述，唯《地理志》存疑，故将《地理志》作一类（下简称《旧志》）；《新唐书》表博采传记杂说创，故独为一类。墓志碑文、《唐大诏令集》《元和郡县图志》各自单独成类；其他文献或略或同，故不列举。
[4]〔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中华书局，2011年，第5935页，武德元年十一月条。《资治通鉴》简称《通鉴》，下同。
[5]《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第5937页，武德元年十二月条。据《旧唐书》卷一《高祖纪》、卷二《太宗纪上》此处脱“尚书令”三字。
[6]〔五代〕刘昫等：《旧唐书》卷一《高祖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8页。《高祖纪》下简称《高纪》。
[7]〔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六一《宰相世系表》，中华书局，1975年，第1627页亦载元年十二月壬申，不单独列出。
[8]《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第24页。《太宗纪上》简称《太纪》，下同。
[9]《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第6049页，武德元年十月条。
[10]《旧唐书》卷一《高祖纪》，第12页。
[11]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中华书局，1964年，第32页《太宗加天策上将日》“乙丑”当为己丑。
[12]《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第28页。
[13]《旧唐书》卷一《高祖纪》，第12页。都督府，武德七年（624）总管府改称。牟发松：《唐代都督府的置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8期，1986年，指出武德四年唐朝一度改总管府为都督府。
[14]《旧唐书》志十八《地理志一》，第1421页。
[15]〔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五，中华书局，1983年，第39页。
[16]无注解时间见《旧唐书》各本传，本文所涉及时间均在武德年间，故下简之。
[17]〔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七七，中华书局，1988年，《唐会要》卷八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宋〕乐史等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六，中华书局，2007年，〔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新唐书》卷三八，〔宋〕王应麟：《玉海》卷二二，广陵书社，2003年均作“武德元年陕东道行台金部郎中长孙操”；〔宋〕孙逢吉辑：《职官分纪》卷四○，中华书局，1988年，〔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六七八，中华书局，1960年载操武德中为陕州刺史；又〔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卷七，中华书局，1994年曰：“操，金部郎中归州长史”。故长孙操当于武德元年为金部郎中，“武德中”迁陕州刺史，《旧唐书》载其武德中未迁之前为陕州长史。
[18]《资治通鉴》卷一八五，第5915页，武德元年七月条“己巳，以隋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为刑部尚书”故可知皇甫无逸于武德元年投降，历刑部尚书、陕东道行台民部尚书。武德二年迁御史大夫。
[19]《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第5996页、第6001页的武德三年七月条和九月条亦载为屈突通“行台”。
[20]《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第6036页，武德四年七月条亦载，故上不列。
[21]见后文对文学馆设置时间的考证。
[22]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6辑《唐故特进荷国公之碑》，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6页。
[23]〔清〕董诘等编：《全唐文》卷一四四《唐故太子少保上柱国颍川定公碑》，中华书局，1983年，第1459页。
[24]〔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三五诸王，商务印书馆，1956年，第148页。《秦王天策上将制》下简称《制》。
[25]《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一十九政事，第626页。
[26]《唐大诏令集》卷三七诸王，第161页。下简称《文》。
[27]《唐大诏令集》卷三五诸王，第149页。
[28]《唐大诏令集》卷二七皇太子，第93页。
[29]关于陕东道行台设置时间，罗凯博士认为：“尽管以《通鉴》刘文静之系官判断，似乎武德元年十一月已设陕东道行台，但《通鉴》叙事，常有诸事合书于一条者，故当以《诏令集》《高纪》和《通鉴》武德元年十二月壬申条为准，陕东道行台始置于武德元年十二月壬申”；关于大行台的时间，他认为：“综合比勘史料，陕东道由行台改为大行台，必定与秦王世民被封为天策上将同时，这一点《诏令集》与《旧纪》是一致的，但《旧纪》明确书时间为十月己丑，《诏令集》只是笼统的定为九月，当以《旧纪》的记载为准”。
[30]《高祖纪》与《通鉴》虽记大行台，但时间与《秦王太尉陕东行台制》《太宗纪上》一致。
[31]〔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39页。
[32]《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第5947页，武德二年正月条。
[33]《旧唐书》卷六六，第2468页。
[34]《册府元龟》卷七○一、卷七○八、《玉海》卷五七、《太平御览》卷一○九、《新唐书》卷一九八等均将建文学馆与十八学士合记。
[35]《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第6049页，武德四年十月条。
[36]《旧唐书》卷七三，第2578页。
[37]《旧唐书》卷七八，第2693页。
[38]《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第6043页，武德四年十月条（中华书局点校本各个学士之间均以顿号相隔，误，忽视其从属关系）。《旧唐书》卷七二，第2578页。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差异，是因为《通鉴》与两唐书载同一件事的史料来源不同。《考异》称此采《太宗实录》，实录据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撰，故《通鉴》载各学士入馆时官职且有一定的时间顺序。而两唐书传主要据传主死后上交的家传、行状而成，《褚亮传》录此事因亮为十八学士作像赞，故其载十八学士官职在一个时间点上且无先后次序。
[39]〔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二，中华书局，2003年，第55页。
[40]《全唐文》卷三，第39页。采《全唐文》者均惟其载。
[41]《全唐文》卷三，第41页。
[42]《全唐文》卷三，第44页。
[43]《旧唐书》卷七三《薛收传》，第2587页。作“第一让表”，则让表或至少有二。
[44]王双怀：《中华日历通典》，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2453页。
[45]《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第5950页，武德二年正月条。
[46]《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第5992页，武德三年四月条。
[47]根据山东道行台的区域范围、河南道、河东道记载。
[48]《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第5983页，武德二年十一月条。李世民征刘宋“时河东州县，俘掠之余，未有仓廪，人情恇忧，聚入城堡，征敛无所得”胡三省注：“此河东，通言大河以东，非专指河东一郡。”
[49]《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第5948页，武德元年正月条。胡三省注：“长春宫在同州朝邑县，后周宇文护所建。”
[50]左右仆射见《屈突通传》等；左丞，上《豆卢宽碑》；金部郎中，《薛收传》等；兵部尚书，《殷峤传》；民部尚书，《皇甫无逸传》等；百工监见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7辑《大唐故武骑尉徐府君墓志铭并序》，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315页。“祖法言……陕东道行台任百工监”。
[51]《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第1809页。
[52]《职官分纪》卷三九，第702页；《玉海》卷一八亦载。
[53]《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第5937页。武德元年十二月条。关于胡注，罗凯博士认为：“其时李唐起家的并州等山西各地尚未为刘武周等所侵，所以胡注是不妥的，此河北当与上文的开皇河北同指，缘何要说“其蒲州、河北诸府兵马并受节度”呢？因为蒲州即大业、义宁年间的“河东郡”，其时改郡为州不过半年时间，若非特别说明，容易混淆，所以要在“河北”之前加上“蒲州”二字，其实这里的“河北”本应该包含了蒲州的。
[54]《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第5934页，武德元年十一月条。
[55]《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第5927页，武德元年十月条。
[56]《通典》卷一七七、《太平寰宇记》卷六、《太平御览》卷六三、《新唐书》卷三八、《玉海》卷二二、《唐会要》卷八九均作武德元年开；而《旧唐书》卷一八三、《册府元龟》卷六七八、《职官分纪》卷四○均载其为陕州刺史时开。
[57]《资治通鉴》卷一八九，第6036页，武德四年七月条。屈突通处作“大行台”，而时大行台未建，此处为误。《旧唐书》卷八九《屈突通传》亦载“大行台”而未记时间，不能作判断。
[58]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唐故颍州下蔡县令李府君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34页；其余见新旧唐书各传。
[59]《资治通鉴》卷一八九，第6049页，武德四年十月条。
[60]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一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248页。
[61]〔唐〕李林甫：《唐六典》卷七，中华书局，1992年，第220页。
[62]《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第6049页，武德四年十月条。
[63]《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第1810页，“天策上将，掌国之征讨”。
[64]杜文玉：《从唐初官制看李世民夺位的基本条件》，《唐史论丛》第七辑。
[65]《旧唐书》卷六四《李建成传》，第2417页。
[66]《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第6116页，武德九年六月条。
[67]《新唐书》卷八九《屈突通传》，第3751页。
[68]关于陕东道大行台的废除时间史籍记载有出入，杜文玉教授在其《隋唐时期的行台省》考为武德九年六月辛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