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代表性的书局
1.最早的石印机构：点石斋印书局
在我国，第一家采用石印技术以赢利为目的并大量印行书籍的出版机构当推英人安纳斯脱·美查（Ernest Major）[13]创办的点石斋印书局。美查初与其兄（Frederick Major）来华贩茶，因经营不善，颇思改业。他的买办陈萃庚劝其办报，并荐江西人吴子让为主笔。美查遂于同治十一年三月创刊《申报》，又于光绪二年添设副业点石斋印书局。印刷厂在泥城桥附近，发行所在抛球场（今河南路）南。聘邱子昂为石印技师，始用轮机石印机印刷《圣谕详解》《考正字汇》等书。光绪八年用照相制版的办法缩印《康熙字典》，获利丰厚。还有《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及中英合壁的《四书》等，业务扶摇直上，成为光绪前期上海规模最大的出版企业，并在北京、广州、杭州、南京、成都等20个省会城市设立批销分店。光绪十年四月，美查又创办《点石斋画报》。“选择新闻中可喜可惊之事，绘制成图，并附事略。”旬出一期，每期八页，用连史纸石印，随《申报》附送，零定售银五分。
一般认为，同治十二年（1871）英人美查创办点石斋，出版《点石斋画报》以后，石印技术才逐渐为古籍出版业所接受。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说：“闻点石斋石印第一获利之书为《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万部，不数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万部，适逢科举子北上会试，道出沪上，率购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赠友之需，故又不数月即罄。”一部字典，数月之间销售十万部，这在当时的中国出版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点石斋印书局因为此获利颇丰，各地书商遂纷纷效仿，中国近代的石印业也随之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用石印技术印刷典籍的做法自点石斋印书获利之后，国内书商群思染指，纷纷开设书局石印古籍。
2.历史悠久的扫叶山房
道咸以来，传统的雕版印刷在技术方面遭遇到了西方石印、铅印技术的挑战。石印、铅印技术用机器进行印刷，速度较传统的雕版印刷快，进而缩短出版周期降低成本，获利更多，因此很多书房都弃木刻而改石印、铅印。光绪初年，扫叶山房在上海彩衣街开设分号，其后，又在棋盘街设立北号，在松江设立松号，出版重心移至沪上。而北号俨然成为总店，冠以总发行所之名。清末民初，书坊转向新法石印，取代了雕版印刷。据现在所存资料所知，扫叶山房石印本的印刷时间不晚于光绪十二年（1886）[14]，因此可以初步推断扫叶山房约在光绪十余年开始引进石印技术。此后其石印本渐多，据光绪三十年（1904）《上海书业公会书底挂号簿》统计，扫叶山房南北号在光绪间共出版书籍132种，其中石印103种，铅印19种[15]。民国七年（1918）所编《扫叶山房发行石印精本书籍目录》序云：“因锓板不便，易以精本石印行世”。是知其于民国初年已基本不再使用传统的雕版印刷。这一时期印行的大量古书，多为线装石印本，用洁白连史纸，如《百子全书》《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评注昭明文选》《太平广记》《五朝小说大观》等。许多书籍，流传至今。
扫叶山房前期的石印古籍，多由本坊同光间的刻本翻印而成，如李兆洛所撰《李氏五种》，光绪二十四年（1898）石印，为影印本坊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另如《危言》（汤震撰）、《清朝文录》（姚椿编）等书均为翻印本坊同光间刻本。因此，扫叶山房前期石印古籍在内容上也继承了同光间刊刻书籍的一些特点。其中尤与光绪间一脉相承的是，印行适于科举考试的书籍最多，所印103种石印古籍中，诸如《四书院课艺》《清朝文录》之类的书商共55种，占总量的一半以上。扫叶山房在前期石印了一些小说，但是与石印课艺类书籍的数量相比，还是比较少的。
“五四”以后，受新文化冲击，扫叶山房业务锐减，加之经营不善，一蹶不振，勉强维特到1954年宣告停业。
3.成就巨大的商务印书馆——以《百衲本二十四史》为例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由夏瑞芳、鲍咸昌、鲍咸恩、高凤池等人在上海集资创办。说起商务印书馆的影印古籍工作，不得不提张元济先生。当时译书院常有书稿在商务印书馆印制，张元济便与夏瑞芳结识。1903年，张元济应夏瑞芳的邀请，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从1916年影印《涵芬楼秘笈》开始，相继影印、辑印了《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道藏》《续道藏》《道藏举要》《学津讨原》《学海类编》《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宛委别藏四十种》等，其中大都是精选或是经精选的旧刻影钞、传钞、精校精刊的善本。特别是《四部从刊》及其续编、三编，《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都是他亲自选择版本、整理校勘后付印的。其中以《百衲本二十四史》用力最多，费时最久，成就最大，因而为学术界所称道。胡适在看到《衲史》样本后评论说：“欢喜赞叹，不能自已。此书之出，嘉惠学史者真不可估量！”[16]所谓“百衲本”，是指采用的各种版本，因残缺不全，通过相互补缀而成，有如僧人的“百衲衣”。以百衲名书，始于清初藏书家钱曾，他在集宋刻《史记》时因其“共成一书，小大长短各种咸备”而戏称为“《百衲本史记》”[17]。张元济就是师其意而用之。张元济辑印《衲史》，是有感于“为学不可不读史，尤不可不读正史”。历代正史汇刻本保存到今天的，有汲古阁本《十七史》，南、北监本《二十一史》。但这些书已流传不多，到清末民初，社会上流通最广的只有武英殿本《二十四史》以及翻版。关于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的编纂，清初时得宋元旧本尚算便利，特别是校刻殿本《二十四史》时既是官府所为，条件优越，又有那么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事，如果真能勤搜远访，完全有可能使殿本校刻得完善些。可惜他们走进了一个死胡同，把精力全都放在考证上面，殊不知离开善本进行这一工作，必然事倍功半。同时在校勘上的态度不够审慎，校刻不精，出现不少脱误，“书经三写，乌焉成马”。张元济年轻时“读王光禄《十七史商榷》、钱宫詹《廿二史考异》，颇疑今本正史之不可信”[18]。而近代藏书家叶德辉又说：“有清一代提倡朴学，未有汇集善本，重刻十三经、二十四史，实为一大憾事。”[19]有鉴于此，张元济便产生了“重校正史之愿”，发誓要汇集善本，重新校勘、辑印一部古本全史。一是为了完成清代朴学家所没有完成的任务，二是恢复旧本正史的原貌，通过校勘，考订文字的讹、衍、阙、脱，以纠正殿本的缺损，使“不可信”变为可信。为辑印《衲史》，张元济从1919年起就着手准备，1930年开始辑印，至1936年全部印成，前后花了18年的时间。张元济校勘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为我国史学界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的贡献将永垂史册。尽管《衲史》尚有美中不足之处，但与他的卓越贡献相比，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