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据上文可知，刘、王二家在魏晋时处于发展上升期：以刘豹、刘渊为代表的屠各贵族正在逐渐取代单于嫡系掌控南匈奴故地的实际统治权，而王昶、王浑所在的太原王氏家族也成功跻身于朝廷，成为举足轻重的权贵。但是，他们的地位并不稳固，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对于刘豹而言，虽然在南匈奴中取得了领导地位，但要真正成为整个南匈奴的单于，首先必须得到“国人”的集体支持。就当时刘豹的声望来看，其并不完全具备这样的权威。身为屠各种的刘豹代替单于家族成为统治者，这本身就是对原有单于继承体制的冲击。另据谷川道雄先生论述，南单于自从东汉中期以后，单于的权威已经开始逐渐丧失，到了汉末更是丧失殆尽^[15]。在原有单于业已失去权威的情况下，身为异种的刘豹就无法在单于这个身份上继承权威，必须迅速重建自己的权威。其次，在当时的处境下，刘豹要想获得权威，还必须得到西晋朝廷的认可。但据上文所引，面对崛起中的刘豹，西晋朝廷始终处于警觉，并将刘豹的部属一分为三。可见刘豹并不能完全取得朝廷的信任。所以，刘豹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两重阻力。而刘豹对此的策略是：对内结好南匈奴贵族，对外利用乡党关系结好并州士族。据陈勇先生考证，刘豹之妻呼延氏，便是南匈奴呼延氏贵族，刘豹欲以此举结好南匈奴，从而获得南匈奴对于其地位的承认^[16]。另据上文所引刘渊“幼年遭母忧时，擗踊号叫，哀感旁邻……时司空太原王昶等闻而嘉之，并遣吊赙”之事，似乎表明刘豹早在刘渊幼年时，就已经开始了交好太原王氏的计划。而后刘渊与王浑的结交，或许不过是继承了刘豹和刘渊的关系。

另外，就刘渊质任洛阳的这段特殊经历而言，王浑父子的作用就更加至关重要。魏晋时，随着少数民族向内地的渗透，引起了部分晋朝上层士大夫的警惕，出现了一批排斥异族的政治势力。武帝时期，侍御史郭钦就曾上书言事，建议“于平阳以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17]。除此之外，江统在《徙戎论》中云：

……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城之内，无塞障之隔……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18]。

此处，江统把矛头直指“迁之畿服”的少数民族，担忧复仇之心促使这些人在京畿作乱。而正在质任的刘渊，也算是“迁之畿服”的成员之一，联系到前文孔恂、杨珧反对刘渊任职东南、齐王司马攸谏议处死刘渊二事，加之前引刘渊本人的哭诉，我们或许可以推断：刘渊在京师作为“任子”期间，受到了相当大的政治压力甚至是生存压力。在如此巨大的舆论压力面前，王浑依然利用其权势作为刘渊的“保护伞”，有效地保障了刘渊的安全，更体现出刘、王关系之特殊。纵使在刘渊返回部落继承帅位后，其与王浑紧密的政治联系和私人关系也不可能完全中断，王氏一族可能依然扮演着刘渊的支持者这一角色。这样一来，刘渊与王浑的结合，不仅使刘渊的人身安全得到了保障，更为刘渊在未来取得朝廷的认可提供了可能。可谓一举两得。

而对于太原王氏来说，所处的政治环境也是险恶异常。以王昶发迹时（220年前）起，到其子王浑去世时（297）为止。王昶父子任职相继长达近八十余年。在此期间，经历或目睹了魏晋时期几乎所有的重大政治事件：220年，曹丕废汉自立，改国号为魏；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驱逐大将军曹爽，开始独掌朝政；嘉平三年（251）太尉王凌举兵谋反，事泄被杀；嘉平六年（254）司马懿贬黜曹芳为齐王，迎立曹髦登基；正元二年（255）之后，毋丘俭、文钦、诸葛诞等人发动“淮南三叛”，以失败告终；甘露五年（260）曹髦率宫人欲驱逐司马氏，事败被杀，曹奂即位；咸熙二年（265）司马炎代魏自立，改国号为晋；太熙元年（290）晋武帝司马炎病逝，外戚杨骏篡权，后为贾后联合汝南王司马亮等人所杀；永平元年（291）司马亮又为楚王司马玮所杀。其中高平陵事变后，王昶曾作为曹爽故吏按例免官；举兵谋反的太尉王凌，和王昶也是从兄弟关系。由此可见，王昶父子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十分险恶，在每一次的政治站队中稍有不慎就可能给自己甚至家族带来灾祸。

因此，王氏一族始终追求谦虚谨慎的家风。《三国志》卷二七《王昶传》有载：“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谦实，以见其意，故兄子默字处静，沈字处道，其子浑字玄冲，深字道冲。”这种作风固然是其家族能够安然度过数次政治事件的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王昶父子善于结交权贵，广泛经营自己的关系网，这使得王氏一族在数次政治危机中获得了较大的缓冲空间，并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王昶最初时任东宫太子文学，得到了与当时还是太子的曹丕交往的机会。故曹丕登基后，王昶就转任散骑常侍、洛阳典农，最后得到了兖州刺史的职位。曹丕死后，王昶又结交了权臣司马懿。青龙四年（236），明帝下达求贤诏书，王昶就得到时任太尉的司马懿的推荐，从此一路平步青云，官至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而从后来发生的高平陵事变、王凌叛乱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来看，身为曹爽“故吏”的王昶似乎也没有受到严厉的处罚，反而在“高平陵政变”后回应司马懿关于为政得失的咨询，最终升至司空这样的高位^[19]。由此足以说明王昶与司马氏关系密切。另外，联姻也是太原王氏营结关系网的有力手段。仅就王浑一支来看，就分别与颍川钟氏（钟琰为王浑之妻）、河东裴氏（裴楷为王浑之婿）、河东卫氏（卫玠为王济之甥）保持着婚姻关系，而河东裴氏与贾后一族的关系自不待言^[20]。王浑之子王济尚常山公主，更使王氏一族与皇室建立了联系。从婚姻状况看来，太原王氏已然取得了几乎不败的地位：既与皇室联姻，使王氏的地位在武帝一朝得以稳固，又通过裴氏与贾后建立联系，使其在之后贾后发动一系列政变中全身而退。

由上我们可以推测，刘渊也是王浑布局家族关系网络时一枚重要的棋子。王氏家族对于刘氏的拉拢或许从王昶赏赐刘渊哭母的孝行之时便已开始。而王浑父子在泰始年间推荐刘渊“任东南之事”的举动，则意图更加明显。王昶、王浑父子在东南都督军事多年，将刘渊的军事力量调动至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其意图很可能是便于控制和拉拢刘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