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冯弘事件”看政治地理因素对高句丽南朝倾向的影响
单从地理位置而言，刘宋前期，高句丽与北魏之间隔一北燕政权。但是436年北燕灭亡后，势力与实力强大、并不断扩张的北魏给高句丽带来相当大的政治压力。这使得高句丽把实际对外交涉的重心放到了刘宋南朝，高句丽与刘宋都希望通过联合，给北魏造成来自南北两边的军事压力[8]。
通过元嘉十五年（438）的北燕冯弘事件，我们可以一窥当时的高句丽的南朝倾向。
《三国史记》记载：“（长寿王二十三年）魏人数伐燕，燕日危蹙。燕王冯弘曰：‘若事急，且东依高句丽，以图后举。’”[9]其实，在后燕时期，高句丽就与之有一定的联系。《北史》记载：“及晋孝武太元十年，句丽攻辽东、玄菟郡。后燕慕容垂遣其弟农伐高丽，复二郡。垂子宝以高句丽王安为平州牧；封辽东、带方二国主，始置长史、司马、参军官。”[10]
上则材料表明，早在385年，高句丽便称臣于后燕。北燕冯跋承袭后燕，自然与高句丽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当然，出于军事防御上的考虑，高句丽把后燕作为防治北魏的屏障，自然也会十分注重与后燕的往来。
元嘉中期，由于北魏在北方的势力不断的扩展，后燕难抵其锋芒，最终冯弘为北魏所败。由于后燕与高句丽依山带水，这便引起了北魏与高句丽之间的摩擦与矛盾。而这时便表现出高句丽对于南朝、北朝的不同倾向。请看：
《魏书》记载：“时冯文通率众奔之（高句丽），世祖遣散骑常侍封拨诏琏（长寿王）令送文通，琏上书称当与文通俱奉王化，竟不送。世祖怒，欲往讨之。乐平王丕等议待后举，世祖乃止，而文通亦寻为琏所杀。”[11]
《三国史记》中也有相应的记载：“夏四月，魏攻燕白狼城，克之。王遣将葛卢、孟光，将众数万，随阳伊至和龙，迎燕王。葛卢、孟光入城，命军脱弊褐，取燕武库精仗，以给之，大掠城中。五月，燕王率龙城见户东徙，焚宫殿，火一旬不灭。令妇人被甲居中，阳伊等勒精兵居外，葛卢、孟光帅骑殿后，方轨而进，前后八十余里。魏主闻之，遣散骑常侍封拨来，令送燕王。王遣使入魏奉表，称当与冯弘，俱奉王化。魏主以王违诏，议击之，将发陇右骑卒，刘洁、乐平、王丕等谏之，乃止。”[12]
《宋书》记载云：“（元嘉）十五年……弘败走，奔高骊北丰城，表求迎接。太祖遣使王白驹、赵次兴迎之，并令高骊料理资遣；琏不欲弘南，乃遣将孙漱、高仇等袭杀之。白驹等率领七千余人生掩讨漱等，生擒漱，杀仇等二人。琏以白驹等专杀，遣使执送之，上以远国，不欲违其意，白驹等下狱，见原。”[13]
从以上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北燕主冯弘事件的中，高句丽有帮助后燕的倾向，对南朝与北朝的要求置之不理，更不惜为了冯弘而先后对北魏与刘宋用兵。尤其是对北魏的用兵，打破了刚刚建立起来的双边关系。
面临中原两大势力，高句丽虽然都采用了军事行动，对双方都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在对待北魏方面“王遣将葛卢、孟光，将众数万”。[14]。相比较之下，高句丽对于南朝刘宋的态度也并不示弱，“琏以白驹专杀，遣使执送之”。（对于高句丽为何因冯弘而不惜对刘宋与北魏都采取了如此强硬的政策下文还将有所叙述）此时，我们不防调转视角，来看看南北两朝事后对高句丽的态度。其实，双方都不愿对高句丽采取过多的军事活动，魏主“将伐之，纳乐平王丕计而止”[15]，而刘宋则“以远国不欲违其意，白驹等下狱，见原”。可见双方对高句丽的行为得已或不得已都容忍了。[16]而事后一年，即元嘉十六年，“太祖欲北讨，昭琏送马，献八百匹”[17]使得高句丽尴尬的局面得以改善，打破了高句丽在中原两难的选择。刘宋与北魏在交界处频频发生战争，这就牵制住了北魏，以致北魏不向东北方向的高句丽采取强烈的行动。高句丽紧紧地抓住这一时机，密切了与刘宋的关系。就在这一年，高句丽的南朝倾向就越发明朗了。而此事的发生对高句丽与北魏关系的影响下文还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