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指挥权的归属问题
如上文所述，马歇尔的方案主要考虑到缅甸东北的战事实际上主要将依靠重庆方面，而罗斯福则考虑政治上缅甸东北部“应当”交由英方负责。军事上的实际状态与政治上的“应当”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抵牾。
蒋介石在复电罗斯福，同意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两日后，即1942年1月4日，就电示远在美国的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请罗斯福总统指定一高级将领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并着手组建参谋部，对此，蒋大体有两个要求：“1.其军衔必须是中将以上，因为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所派代表均为中上将级；2.此人不一定非要熟悉东方故实，只要其有品行与热心即可”[10]。据此，宋子文向美国陆军部提议“不必是远东问题专家”。毋庸置疑，对中国情况了解越少，则越有利于蒋介石掌控，国民党当然“希望接受一个在别人的授意下盖橡皮图章的顾问，他只帮助催促援助而不过问中国的现状”[11]。蒋介石邀请美国人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并负责组建参谋部的真实用意，不外是借美国人之手，以提高自身在盟国中的地位。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蒋介石而言，史迪威远非合适的人选，但其到任之初，蒋氏对他的任命却是遵循蒋预计的。
1942年1月19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告知美英双方赋予史迪威的职责，其中有“在蒋委员长统筹之下，指挥所有在华之美国军队及委员长自愿交与指挥之某部中国军队，如遇此项军队有在缅甸参加作战之必要时，其作战总计划应受魏佛尔（魏菲尔）之指示，但实行作战则由美军官指挥”一条[12]。后史迪威来华，蒋便顺水推舟，于3月8日，正式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并授命其指挥入缅作战的国民革命军第5军、第6军。蒋介石此一举动，仍是遵其初衷，即假史氏之手掌控缅甸盟军的实际指挥权。做出这一任命的次日，即3月9日，去电宋子文，曰：
“据敌广播，仰光昨午已被占领。此后，缅甸作战不得不重定计划，尤其中英两军必须指挥统一，方能收效。英军在缅兵力，只有残余两个师，而我派赴缅甸各军，其数超过英军四倍以上。中国在缅军队，已命史迪威担任指挥，则在缅英军，宜亦由史迪威指挥，以期统一。”[13]
并令宋子文就此事与罗斯福总统接洽，并转商丘吉尔首相。于此，蒋氏通过史迪威来掌握缅甸中英联军实际指挥权，将缅甸战场纳入其战略之下的意图显而易见。然而，精明的罗斯福对此洞若观火，他不愿因缅甸问题而开罪英方，故以“史迪威权限甫得英方之同意”为由，婉拒蒋介石[14]。可是，美方看似中立的姿态却无异于确认了缅甸战场指挥系统混乱的局面，即缅甸战场上的盟军存在着两个互不统属的指挥机构。
史迪威当然不明白个中利害关系，他曾一度为能得到远征军的指挥权而兴奋不已，认为自己遂能大展拳脚。在3月10日的日记里，史迪威写道：“用冷静的眼光来看这件事，中国人把军队交给一个他们并不十分熟悉的外国人，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对他们来说肯定是极其痛苦的，尽管他们加给我种种限制，但他们应该给予本应得到的称赞”[15]。蒋介石把中国远征军的指挥权交予史迪威，实际上是将皮球踢给史迪威，让他直接与英方交涉，折冲樽俎以助蒋自己争取缅甸战场的指挥权。故而，当史迪威与蒋介石会晤时，蒋便要史迪威“管好自己指挥的部队，不要与英国人打交道”[16]。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蒋介石要史迪威与英方讨价还价的目的算是基本达到。
事实上，史迪威一到缅甸，英方代表就在3月12日的中英联合报告会上提出，史迪威指挥中国第5、6两军，与时任驻缅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之间的指挥系统不明[17]。正因如此，史迪威第一次会见亚历山大时，就闹得颇不愉快，史迪威“由于内心厌恶英国佬，因而是非常警惕的”，而亚历山大对他的反应则是“听说是我——就是我这样一个该死的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他颇为吃惊。‘太奇怪啦！’他上下打量着我，就好像我是从石头缝里钻出来似的。”当谈到指挥权问题时，亚历山大“完全茫然地看着我”，“同我开玩笑，说我从他手中抢走了中国军队”[18]。
亚历山大之所以会说史迪威“从他手中抢走了中国军队”，就是出于这样一种预判：缅甸隶属于南太平洋战区，驻缅一切军队自因归属南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部节制，既然最高统帅部授权亚历山大指挥缅甸战事，则中国军队理应受亚历山大指挥。况且蒋介石于2月27日在昆明部署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的相关事宜时，规定“第5、6两军暂归杜军长统一指挥，杜军长受胡敦司令指挥”[19]，既然亚历山大是胡敦的继任者，则他对远征军的指挥是受到重庆授权的，突然从“石头缝里钻出个史迪威”，自然令其感到掣肘。
3月24日，亚历山大飞往重庆会见蒋介石，重申其对入缅中国远征军指挥权时，蒋氏再次玩弄政治手腕，对亚历山大许诺“全部缅甸战局，应仍由将军指挥之，史蒂威尔（史迪威）部下之中国军队自亦包括在内”[20]。让夫人宋美龄出面送给史迪威一张便条，告之“在华盛顿方面进一步发展之前，缅甸最高指挥权将交给亚历山大”[21]。3月28日，志得意满的亚历山大在眉苗面告中国远征军参谋团长林蔚：“已在渝决定，以本人为在缅作战之中英联合军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受本人指挥。”[22]然而，亚历山大对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却只是蒋介石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驻缅中国军队参谋团和各部队始终没有正式接到这一命令[23]。
蒋介石假美国人之手以对抗英国的做法虽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为其争来对缅北战场的有效控制，却进一步促成了缅甸战场指挥系统的紊乱。当3月19日丘吉尔电告罗斯福：“蒋介石大元帅接受了我方的要求，亚历山大对于实际上在缅甸境内的全部军队应有最高的指挥权”时，罗斯福则坚持“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之间最好能保持双重指挥权”[24]。在次日给丘吉尔的回电中，罗斯福便以“指挥权问题尚未澄清时，他（蒋介石大元帅）不容许他们（第5军、第6军）全部调到缅甸”为由，建议“指挥权问题在此告一段落”，以搁置指挥权的争端[25]。自此缅北战场名义上隶属于南太平洋战区，实际上中英两军分属两套不同的指挥系统的局面，便被当作既成事实而为各方接受。这种“双重指挥权”，也大大有害于中英军队之间的协同作战，并直接影响了后来平满纳会战的实施。
然而，即便是在中国远征军内部，指挥系统仍然是模糊不定的。把士兵和装备看作“固定资产，必须保存下来，用以支援对其……同胞的战斗，去谋求经济和政治的最高权力”的蒋介石[26]，决不可能放心把作为其嫡系的第5军、第6军，尤以精锐的第5军交给一个他“并不熟悉的外国人”。早在1月，蒋介石收到宋子文通报“美国拟派史迪威中将担任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的电文后，便于1月21日、22日连续两次致电宋子文，特别提请宋子文注意与美方接洽：“美国在华军事代表及高级军官，皆应受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的节制指挥，而联军参谋长又必须接受统帅的命令而行事”，并特别叮嘱宋子文，此乃“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27]。
史迪威远非蒋氏所期望的不了解中国国情，更不唯蒋命是从。故而他对中国远征军的指挥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重庆方面的掣肘。3月4日蒋介石在腊戍视察缅甸战局时，便指示杜聿明：“你归史迪威将军指挥，对史迪威将军要绝对服从。”当杜聿明问及“如果史迪威将军的命令不符合你的决策时应如何办？”时，蒋介石就回答：“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28]3月12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部正式成立，卫立煌、杜聿明分别担任正、副司令长官，正司令长官在卫立煌未到任之前由杜聿明代理。其统帅第5军（军长杜聿明）、第6军（军长甘丽初）、第66军（军长张轸）三个军，共辖9个师，总兵力约10万人。然而，第一路军正副司令长官与史迪威之间为何种地位关系，确未作任何规定。当史迪威抵达缅甸之后，曾以驻缅中国军队总指挥的名义对英国总督多尔曼·史密斯进行了一次礼节性拜访，不久之后，杜聿明又以同样的身份拜访多尔曼·史密斯，总督不解地问杜聿明，为何他与史迪威会担任同一职务？杜聿明诡秘地笑答：“噢，阁下，那位美国将军只当是让他指挥军队，其实并非如此。您知道，我们中国认为，让美国人继续参战的唯一办法是给他们一些名义上的指挥权，只要我们这样干，他们就不会造成多大危害。”[29]
史迪威抵达缅甸前线后，计划主动出击，以第5军主力协同位于缅中同古的200师，夹击来犯的日第55师团，而远征军第一路军代理司令长官杜聿明则认为现实形势下，攻击部队已不可能按计划达到预定位置，即叶达西，以形成优势兵力，故应放弃同古。二人争吵不休，最终杜聿明越级上报蒋介石，由蒋拍板，越过史迪威，命令200师于3月29日撤离同古[30]。史迪威极为不满于蒋介石频繁地直接干预指挥，不断地给杜聿明、甘丽初、林蔚，甚至是史迪威本人发号施令。他曾在日记中对此事抱怨道：“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他（蒋介石）说‘做好进据仰光的一切部署’；他在接到一份悲观的报告后，又下令在彬马那（平满纳）就地驻扎”[31]。对于重庆的直接干预，史迪威当然可以置之不理，然前方华军将领则不免于奉若圭臬，“他们（杜聿明、甘丽初等人）感到最紧迫的需要就是讨好大元帅，如果我的建议或命令与他们所认为的他的意图相左，他们就会提出无数的反对意见。当我毫不客气地驳斥这些反对意见后，他们就采取一些实际措施——例如停止某一个团的调动，等到再想调动它时已为时太晚了——或者是干脆不下达命令，或者是下达命令，但在命令中加上许多‘如果’和‘以及’，或者是在受到敦促时，直截了当地告诉下级军官不理不睬，不去执行，或者是伪装采取行动，然后报告说敌人太强大”[32]。对于这样的情况史迪威当然不能不满腹牢骚，“我不能枪毙他们，我不能撤他们的职，仅仅同他们谈话是毫无益处的。因此最终结果就是我成了一个没有权力的走卒，受苦受累地工作，还要承担起不利后果的责任”[33]。史迪威的怨言更毋宁说是对中国远征军指挥权责不明的写照，更为后来史蒋矛盾埋下伏笔。
综上所述，1942年2月至8月，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序列归属是十分不明确的，这就造成了驻缅中英联军有着两套不同的指挥系统，相互扯皮，贻误战机。并且，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内部的指挥权责也十分地不明确，经常出现史迪威、杜聿明以及后来的罗卓英之间各行其是的现象。所有这些都直接造成了平满纳会战的夭折，以及远征军在东线的溃败。而中国远征军指挥权的争端则成为了史迪威和重庆的矛盾的开始，其甚至于险些破坏中美同盟关系，影响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
【注释】
[1]《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第3册，第98页。转引自：唐润明：《抗战时期重庆的军事》，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165页。
[2]参见戴广德：《缅甸之战——随孙立人刘放吾将军远征纪实》，黄山书社，1995年，第3—4页。
[3]《戴安澜将军日记》，1942年3月4日。载台湾《革命人物志》，黄季陆主编，第八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第247页。
[4]［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陆增平译，王祖通校，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05页。
[5]［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四卷《命运的关键》，上部《日本的猛攻》，第一分册，192页，商务印书馆，1974年。
[6]1941年12月9日《纽约时报》，引自：［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郭济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9页。
[7]1941年12月9日《纽约时报》，引自：［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郭济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2页。
[8]［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四卷《命运的关键》，上部《日本的猛攻》，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90—191页。
[9]［美］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4页。
[10]唐润明：《抗战时期重庆的军事》，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167页。
[11]［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郭济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5页。
[12]《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第3册，110页。转引自：唐润明：《抗战时期重庆的军事》，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168页。
[13]《大溪资料（蒋总统文件）》卷十六，“重要协商”上，第214—215页。转引自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36—37页。
[14]《大溪资料（蒋总统文件）》卷十六，“重要协商”上，第214—215页。转引自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49页。
[15]唐润明：《抗战时期重庆的军事》，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170页。
[16]唐润明：《抗战时期重庆的军事》，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173页。
[17]徐康明：《中缅印战场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81页。
[18]［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陆增平译，王祖通校，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84页。
[19]《林蔚报告书》，《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二十五）5103，7143—10。转引自徐康明：《中缅印战场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76页。
[20]《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第3册，128页。转引自：唐润明：《抗战时期重庆的军事》，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173页。
[21]［美］查尔斯·F·罗马纳斯、赖利·森德兰：《史迪威在华使命》，第95页。转引自徐康明：《中缅印战场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81页。
[22]《林蔚报告书》，《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二十五）5103，7143—27。转引自徐康明：《中缅印战场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82页。
[23]徐康明：《中缅印战场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82页。
[24]［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四卷《命运的关键》，上部《日本的猛攻》，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41—242页。
[25]［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四卷《命运的关键》，上部《日本的猛攻》，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42页。
[26]马格鲁德致美国陆军部函，1942年2月10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2年》，中国部分，第13—16页。转引自［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郭济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0页。
[27]唐润明：《抗战时期重庆的军事》，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168页。
[28]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第14页。转引自徐康明：《中缅印战场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77页。
[29]［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陆增平译，王祖通校，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82页。
[30]一般认为，杜聿明的意见更符合当时的战场局势，然而，蒋介石的干预却开创恶例，更加重了中国远征军指挥系统的混乱局面。
[31]［美］约瑟夫·史迪威：《史迪威日记》，黄加林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72页。
[32]［美］约瑟夫·史迪威：《史迪威日记》，黄加林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71—72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33]［美］约瑟夫·史迪威：《史迪威日记》，黄加林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