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司马氏为史官世家，司马迁出生于书香门第。“年十岁则诵古文”，后授学于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向古文博士孔安国问故，可说才学出众。他又是名门之后，高官之子。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司马迁6岁，其父司马谈举贤良对策，出仕为太史丞。当司马迁28岁，也始仕为郎中。十年后司马迁出任太史令，之后常扈以武帝，北过涿鹿，南至九江，巡游全国。“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取，以求亲媚于至上”，司马迁以此种功夫，致力于仕途，忠信于武帝。当然也得到了武帝的器重。《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云：“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又云：“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或为郡国守相至公卿”。当司马迁35岁时就“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作了监军一类的钦差。当司马迁42岁，倡导并参与了制定《太初历》这一国家重大事件。司马迁才气横溢，仕途风顺，可谓受宠得意，踌躇满志。然司马迁也有其真情直爽一面，这与史官家庭对公正正直品质的培养有关，更得益于司马迁二十岁起就壮游天下。《太史公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遣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域，过梁楚以归”。后来又有奉使巴蜀以南之游。扈以武帝之游。三次重大的“下底层”，不但达到“网罗天下放矢旧闻”的目的，而且开阔了枧野，扩展胸怀，陶治了情操。广泛结识了社会中下层人士，如樊他广、郭解、东方朔等。这些加深了司马迁去奸伪、探公正、求真情的信念，为他后来言李陵功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外事武功内强皇权，自持武功建业，龙颜遂不可轻犯。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发兵击匈奴，以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的三万骑兵为主力。李陵自请出战为策应偏师，以少挡多，只率五千步卒。结果两路均败，李陵的投降更是大损帝王之尊的脸面。朝臣们多言陵过，而未及李广利这个武帝宠姬李夫人之兄。司马迁作为皇帝身边的重要官员，必须对此事表态。他认识李陵，对其为人性格有所了解，于是客观评论了兵败，以对武帝拳举之忠，坦率进言，说李陵功绩足可抵过，反对群臣把一切责任推给李陵。《报任安书》云：“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率从吏议。”司马迁何以反群臣逆龙颜，一因他直爽正直之品质，去奸伪探公正之史官良心，使其推言具在的李陵功绩；二因他自认，靠着多年君臣间良好的“情谊”，身为宠臣又抱有拳举之忠，必然打动英明的帝王。是进说必成的自信心。

然时势不同，“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逐徒耆欲，”“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馒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武帝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48岁，武帝盛怒下李陵家被族灭，司马迁受株连，“上以迁诬国，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这对司马迁打击十分得大。《报任安书》云：“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垂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司马迁一下列出十种耻辱，“每下愈况，循次九而至底”而腐刑又“最”又“极”，万般痛苦的司马迁“隐忍荀活，函粪土之中”。

从受宠得意到隐忍苟活，以这次进说为转折。司马迁对游说帝王的感触，这下可就深了许多。进说之困难，进说之灾难，成了司马迁情感的爆发点。前人韩非子早有“进说”的论著《说难》，加上韩非子的悲剧遭遇，司马迁在写关于韩非子的传记时，不可避免的受到“进说”的刺激，自然而然感情激荡，笔随情至，详述《说难》，以抒其愤，以表其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