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对外开放的方式不同
中日对外开放的港口数量是相同的，中国开放广州一口，日本开放长崎一口，但方式则不尽相同。中国限制通商口岸而未限制通商国家，日本则是限制通商口岸并限制通商的国家。在华夷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允许各国来华贸易，其中不乏17世纪以来英国一类的世界先进国家。但交往仅仅停留在贸易层次，且这种贸易关系是非官方的交往。如中国的对外贸易全部由广州的洋行承担，私人贸易被明令禁止。“商民将内地头蚕湖丝及缎绵绢私贩出洋者，照米石出洋例治罪”[5]。官方的正式的交往则被中国政府一厢情愿地称为“四夷来朝”，对外贸易则是“恩加体恤”。因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6]。清政府以对待亚洲各国的方式和观念来对待西方各国，所以将在官方的文献中，亦将西方各国，如英国、荷兰、意大利、葡萄牙等称作自己的朝贡国。贡使自下船开始便由政府派专员陪同，禁止民间与外国人来往。且“天朝官员，例不与外夷交际”[7]。“番船贸易完日，外国人员一并遣还，不许久留内地。”[8]外国欲派人留驻北京，则以“于体制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9]加以拒绝。官方的交往是这种方式，国家间的了解又怎么会深入呢？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处处以体制为先。体制观念从表面上看，是藩属国、朝贡国与宗主国的观念。从根本上说，则是固有的夷夏观念，“三千年来独立于天地之间，世界万国无可比拟”[10]的大国观念。可以说，正是这种天朝上国的观念导致中国知识群体的骄傲与自大，而儒家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夷夏观念则导致他们的无知与愚昧。这样，在民间对外贸易上比江户幕府开放的清朝，在文化上却更为封闭、保守[11]。
日本在西方国家中只允许同荷兰保持贸易关系。在日本历史上，同西方的接触早在1541年就已经开始了[12]。德川家康时代为了充实幕府的财力而积极奖励海外贸易。以1600年德川家康聘任漂流到日本的英国航海长和荷兰高级船员，并拨给其领地为开端，英荷两国的商船开至日本。后来因为基督教文化对幕府统治的影响及削弱各藩主经济实力以维护幕府统治的需要，日本进人锁国时期。需要说明的是，锁国观念是明治时期大众化、一般化的概念，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感觉到国家被锁起来[13]。“锁国的目的，不在禁贸易，又不在拒斥一切外人，只畏罗马教而防遏其祸患余势所及。”[14]锁国时期，惟一保持贸易关系的西方国家就是荷兰。某种程度上说，荷兰人满足了幕府政权希望传教和贸易分离的愿望。因为荷兰人在对外贸易中奉行“商教分离”原则，对幕府的统治有益而无害。在东亚则保持与中国、朝鲜及琉球的贸易关系。在日本的意识形态中，“荷兰与中国是通商之国，而朝鲜与琉球则是通信之国”[15]。德川幕府要求在长崎贸易的中国和荷兰商人必须向他们提供“风说书”，幕府借以了解外国信息。中国商人提供的报告叫“唐人风说书”，荷兰商人的报告被称为称“阿兰陀风说书”。此外，还有通事根据外国商人的口述或摘译外国报纸上的新闻编成的“别段风说书”。同时，无论中国商船船主，还是荷兰商馆馆长都必须向幕府提供本国的或本国翻译的外国书籍（有关基督教的书籍除外），幕府借以了解世界形势和文化研究。风说书和两国商船带来的书籍都是幕府的重要情报来源。日本人的海外知识，很多就是通过这两条途径获得的。而且由于荷兰参府制度的存在，江户的学者可以借助通词的媒介和荷兰人面对面地交流，因而获得各种情报和信息。有中国和荷兰两条通道，即使处于锁国时代，日本也未在国际环境中处于孤立地位。所以在开国以前，日本对世界形势、世界动态掌握是比较清楚的。在18世纪时，兰学者中已有人“洞见锁国之不可行，率先倡开国论”[16]。日本人的远见，可见一斑。
从清军人关到鸦片战争的两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从传教士手中掌握了先进的地理知识，产生了数十种有关世界史地的著作。到19世纪3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已开始关注英国，并通过著作提供不少关于英国的新信息。如萧令裕的《英吉利记》、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等著作。另外还有《海国闻见录》《海岛逸志》《海录》三部相当可靠的世界地理参考著作。但这些著作都未广泛流传并引起重视。鸦片战争开始一年多了，道光皇帝竟对对手一无所知，问“英国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17]一连串的问题问出了中国从上到下的无知。并且从1840年起到1861年止，中国人已写出了二十二部以上的世界地理著作[18]。但仍改变不了继续屈辱的局面，摆脱不了再次挨打的命运。一份条约换来的是二十年的苟安，二十年的不思进取。对世界的了解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有限的了解是否能够在群体中成为一种共识，进而转化为自强的动力。在这一点上，中国也没有做到。这又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知识群体因循苟且及危机意识、责任意识的缺乏。据统计，1730—1853年间，日本人关于世界地理、历史的译著及世界地图共达260种[19]。不仅数量上优于中国，而且兰学学者这一群体客观上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并且上至执掌幕府最高权力的老中、一般官吏，下至地方诸侯，对兰学的爱好已达到嗜“兰”成癖的程度，被人们称为“兰癖老中”“兰癖大名”“兰癖藩士”，他们构成了摄取西学的主体力量。而且，身为幕府将军的德川吉宗答应长崎荷兰通事有善西三郎及吉雄幸作学习兰文的请求，恐怕也是中国皇帝和官员很难做到的。另外，一个国家从被迫签约沦为殖民地到主动修约争取国家独立，进而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后以同样的方式将同样性质的条约施诸邻国。世界历史上，日本人做到了这一点。
如果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起就认真总结经验，奋发图强，或许中国近代历史就不会遭受接连的屈辱。士大夫们义愤填膺，但“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20]。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去，屈辱的条约墨迹未干，国人却还不觉醒。有人总结经验教训，为前途指明方向，却得不到重视。不愿吸取教训，不愿了解对手，恐怕也是鸦片战争后屡遭屈辱的原因吧。对屈辱的反抗仅仅停留在口诛笔伐阶段，片刻的激愤后是长久宁静的苟安，路在何方，少有人思考。不仅是国家的悲哀，也是民族的悲哀。可以说中国对世界的了解，在鸦片战争后才开始萌发，自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而成为知识群体的共识。所以，中国近代在有意无意中丧失了很多次发展的机会。其中原因，值得深思。近代以来的落后，是科学技术的落后，是文化的落后，更是思想意识的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