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区石印古籍的发展

十九世纪中期，石印术在西方已极为盛行，并发展为照相制版（俗称大石印），这种技术十九世纪后半叶随着教会活动的渗入而传入我国，同治十三年（1874），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附设的土山湾印书馆最先采用这一技术。中国最早大量采用石印术的出版机构，是英国商人美查于清光绪五年（1879）在上海创立的“点石斋石印书局”，他们首先以当时先进的照相缩印技术，翻印木刻古籍，从现存的典籍看，有光绪五年（1879）影印的《御制耕织图》，扉页的牌记题“光绪五年春点石斋缩本”，这说明在当年的春季就已开工生产，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还有光绪六年（1880）影印的《泛搓图》、八年（1882）照相石印的《增刻红楼梦图咏》等通俗艺术品，以及它影印的殿版《康熙字典》《渊鉴类函》《佩文韵府》等工具书，使得这个新工艺的采用，不但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给其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给中国出版业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当时的畹香留梦室主感慨道：“英人所设点石斋独擅其利者已四五年，近则宁人之拜石山房，粤人之同文书局，与之鼎足而立甚矣！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也。”^[8]中国出版机构的纷纷建立和石印技术的普遍采用，表明石印出版在中国上海真正站稳了脚跟。

上海石印古籍的出版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1.早期阶段（同治十三年点石斋开办至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前后）

这个时期的主要出版商有点石斋、同文书局、蜚英馆、鸿宝斋、鸿文书局等。点石斋是中国最早的石印书局，隶属于英国人美查开办的申报馆。它出版的第一部书为《圣谕详解》^[9]，这可能是最早的古籍石印本了。光绪八年，点石斋影印《康照字典》十万部，并在数月内售罄，获利之巨，震惊上海滩^[10]。在此鼓励下，点石斋高薪聘请治史人王韬主持经营^[11]，大量印行《佩文韵府》《五经备旨》《皇清经解》等士子必备之书。光绪七年，由徐鸿复、徐润创建的同文书局是当时国人自营最早、规模最大的石印书局。“购备石印机十二架、雇用职工五百名”^[12]。专事翻印古书。其印书质量在同行业中首屈一指，时称“同文版”。同文书局最为出名的一部书是影印殿本《古今图书集成》。这部书是由清政府出资五十万两白银，光绪十六年开始影印。底本为清雍正年间铜活字印本。历时三年完成，共100部，每部5020册，全部采用上等开化纸，洁白细致，外表装帧也极为豪华。其中50部解京作为馈赠外国友人的礼品，为当时出版界一大盛事。《古今图书集成》为此时最有代表性的石印古籍之一。

2.鼎盛时期（甲午战争后至清朝末）

这个时期，石印书局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仅上海一地据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统计就多至五十余家。由于维新变法运动的展开，全国上下大讲西学，介绍西方政治思想、科学技术的书籍成为当时石印出版的热点。影响较大的有光绪二十一年上海醉六堂印行的《西学大成》、同年上海鸿文书局印行的《西学富强丛书》、光绪二十三年上海慎记书庄的《西政丛书》、光绪二十七年上海宝善斋的《富强丛书》等等。不过这类书籍都属于普及型读物，由作者编定交与书局代印，印刷和装帧较为粗糙，可见当时的印刷量之大。1882年同文书局的建立，标志着兴盛时期的开始。石板印刷机械的出现，带给石印技术新的生命，用蒸汽作为动力，曾创造过每分钟印制图书近7000张之多的记录。清光绪三十年上海文明书局最先采用了彩色石印技术，改变了传统的如《旧石印画》所采用的手工覆彩着色法；民国九年商务印书馆引进了先进的直接照相石印法，民国十年商务印书馆又最先采用美国人汉林根传入的彩色照相石印技术，这些技术的改进，使得印刷周期缩短，质量日臻完善，石印步入了空前繁荣的新阶段。

3.衰落阶段（民国时期）

这时铅印逐渐占据印刷市场主流，石印出版开始萎缩。一些老字号的书局坚持出版廉价的石印书籍，但出版方向局限于翻印古籍。最著名的就是扫叶山房。扫叶山房在光绪末年开始引进石印，到民国初期印行石印书籍多达四百多种，大部分为实用的国学书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百子全书》《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五朝小说大观》等。民国时期最值得称道的是大力影印珍本古籍，成就最大的当首推商务印书馆。商务至民国三年起到解放初期编辑影印的古籍丛书约三十余种，其中民国八年至二十五年陆续出版的《四部丛刊》及其续编、三编，收入宋元明善本477种，11896卷，共3100册。称得上古今影印图书之巨制。其他如《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也均为学术界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