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争鸣到一家之言

春秋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以其轰轰烈烈之势前后延续三百多年，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战国后期各派的“学术领袖”相继逝去，加上以“养士”著称的战国四公子一一死去，无数游士真正成了“散兵游勇”，而学术自由的最后一方土壤——稷下学宫又在渐渐兴起的专治的夹缝中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百家争鸣的“舞台”不复存在了。随着秦灭六国和“书同文”的实现，繁荣的学术思潮渐行渐远。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借机上书始皇：“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17]好一个“以吏为师”。于是中国历史和中国学术遭受了一次巨大的灾难，也是一次巨大的悲剧。“焚书坑儒”，以血淋淋的事实为兴起于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自由局面画上了一个沉甸甸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