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冢习俗的起源和发展

上冢（墓祭）的出现时间一直是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古不墓祭”的说法来源有多种，《全后汉文》中蔡邕感叹曰：“闻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始为可损。今见其仪，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恻隐，不可易夺。”^[2]《晋书·礼志》记载魏文帝黄初三年下诏说：“古不墓祭。皆设于庙。”^[3]这种说法向来为人们所信从。清代学者顾炎武认为也“古不墓祭”^[4]。但阎若璩却反对顾炎武之说，认为“古有墓祭”^[5]。赵翼也认为“春秋、战国时已开其端”^[6]。而根据当代学者杨宽先生的研究，他认为“春秋战国之际民间确实已开始推行上冢，例如鲁国世代有对孔子的祭祀，齐国国都临淄的东郭以外冢墓之间常有祭祀，但是像宗庙那样隆重举行典礼的祭祀确是不在墓地举行的。”^[7]

笔者认为赵翼和杨宽先生的说法是可靠的。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根据文献资料记载能证明古有墓祭。《孟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魇酒肉而后反，……施从良人之所之，……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8]墦间即城郭外面冢墓之间。由此可知，虽然这个故事不一定实有其事，但是当时一定是有了墓间祭祀这种习俗的。此外，《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和大力一起狙杀秦始皇，误中副车，始皇大怒，大索天下，张良便开始更改姓名，亡匿下邳，后在圯上遇一老父赠其《太公兵法》，老父曰：“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张良）“后十三年从高帝过济北，果见谷城山下黄石，取而宝祠之。留侯死，并葬黄石冢。每上冢伏腊，祀黄石。”^[9]由此可见，秦汉之际已确实有了“上冢”的称呼，而且还有相对固定的时间——“伏腊”。其二根据当今的考古发掘材料，例如辉县固围村发现的战国魏王墓^[10]和平山的中山王墓^[11]上均发现了明显的墓上祭祀建筑。特别是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更是直接说明了墓上祭祀建筑的存在^[12]。甚至在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中同样发现了类似进行祭祀的墓地地上建筑^[13]。由此可知古有墓祭，确认无疑。虽然墓祭古已有之，但诚如杨宽先生所言古时的墓祭只是存在但并不普及，没有大范围的开展。而秦汉之际，这种现象出现了转机。

《论衡·四讳》中云：“古礼庙祭，今俗墓祀。”^[14]《日知录》卷十五“墓祭”中云：“汉人以宗朝之礼移于陵墓。”^[15]虽然上述两者的表述有很大问题，但是足以说明汉代的上冢习俗与前代有所不同，上冢习俗在汉代得到了一个飞跃式的发展，开始真正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视野。而到了西汉晚期，这一习俗发展更为迅速，到东汉明帝时期，上冢习俗已上升为国家礼俗。

汉代上冢墓祭比较频繁而且时间较为固定。《后汉书》永平元年注：“《汉官仪》曰：‘古不上冢。秦始皇起寝于墓侧，汉因而不该。诸陵寝皆以晦、望、气、三伏、社、腊及四时上饭。’”^[16]这与当时的崇孝思想的盛行和葬俗的变化息息相关。人们认为上冢的次数越多越能表达对祖先的崇敬。汉元帝时，大臣萧望之因得罪宦官而被迫自杀。《汉书·萧望之传》云：“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终元帝世。”^[17]这说明每逢“岁时”上冢已经成了当时约定俗成的时间，说明当时上冢之礼是有固定的时间的，就连皇帝追念已故的大臣也要遵从这种风俗。

汉代上冢习俗十分普及，上自天子，下至平民百姓，无论男女皆上其先之冢祠祀。仅《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关于光武帝“幸舂陵，祠园庙，幸南阳，还幸章陵，祀园陵…”等类似的记载就多达17处，由此可见皇帝上陵次数之多。此外由于汉代比较宽松的文化氛围，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因此皇后也时常上其先人之冢。《后汉书·邓训传》云：“和帝以训皇后之父，使谒者持节至训墓，赐策追封，谥曰平寿敬侯，中宫自临，百官大会。”^[18]《后汉书·何敞传》亦有云：“后邓后上太傅禹冢，敞起随百官会。”^[19]民间妇女亦可随夫上冢，《汉书·朱买臣传》云：“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故妻与夫家俱上冢，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20]汉代上冢习俗之兴盛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