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
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敢”，李鸿章把“外须和戎”作为对外交涉的总方针。为什么“外须和戎”？根本原因在于中外实力对比悬殊，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对外武力较量，清政府的官员们更加认为战不足恃。当时又面临“内患”（太平天国、捻军等反抗势力），因此更感到对外维持“和局”的迫切。他们分析当时的形势说：“捻炽于北，发炽于南”，政府“饷竭兵疫”，如果“夷人乘我虛弱”，我又不能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他认为，“发捻交乘”是“心腹之害”，外敌只是“肢体之患”，因此要以“灭发捻为先”。究其深意，就是对外维持“和局”，好腾出手来“靖内”。当局把“和夷”对内与三国时蜀吴缔约共讨魏相比，强调“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8]。他认为国内反抗势力强，外国将轻视中国，而起“狎侮之心”：国内反抗势力弱，内政和稳，则外国势力就不敢怎样，以此来“帖服之心坚”[9]。换句话说，要使“和局”维持住，首先要把“内患”平息，否则，列强还将蠢蠢欲动，伺机而发。
李鸿章在借助洋枪洋炮和洋兵将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反抗烈火扑灭之后，仍然认为必须“守定和议”，“以和为主”，“以羁縻为上”，“勿轻以言战”。究其原因，如下：
理由之一，以往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鸦片战争后，“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10]。
理由之二，战必不断，和可久长。李鸿章说：“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11]就是说：周秦以来的数十年历史证明，中国不可能有效地进行持久战，但可以通过“羁縻”的驭外手段维持长久的和平。退一步说，中国不可能“百战百胜”，亦不如运用“驭外良策”“不战而胜”之。俗话说，“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暂时的“委曲”是为了“求全”，也只有“委曲”，才能“求全”。
理由之三，兵不强，械不精，饷不足，只能和不能战。李鸿章多次强调外洋“专以兵力强弱角胜，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我）即暂胜必终败。”[12]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期间，李鸿章均在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任上，清廷委以军事指挥和对外交涉重则，武器、粮饷问题成为他一味主和的重要依据。中法战争前，他遵旨统筹全局，主张避战言和：“中国兵船本少，又未经战阵；法国船械之精，操演之熟，海上实未可与争锋。陆路则我众彼寡，我主彼客，苟能器械精良，饷糈充备，未始不可与战。但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中日战争中，李鸿章同样以船械“稍形见绌”为理由，认为“实难纵令海战”。平壤战役的溃败，他也归结为是由于“器械之相悬”。
理由之四，担心对外用兵，国内反抗势力如太平天国、捻军、哥老会等会“乘机而起”[13]。
理由之五，“和戎”策略可以赢得相当长的时间，以保证国内变法自强运动的顺利进行。他在对西洋科学文化的考求中发现，“洋人以船炮为性命，不惜倾数千百万之资财，竭亿万众人之心思，积数百年之动力，乃能精坚若此……”[14]同样，“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推行自强新政，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百数十年”这样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在此段时期里，唯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才能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用于国家的建设事业。相反，轻率主战，只能加速国家崩溃的时日。为此。李鸿章一再呼吁清政府放弃“有事则急图补救，过则乃事嬉娱耳”的懵懂之态，及早励精图治，“愿我君臣上下，从此卧薪尝胆，力求自强之策。”[15]中国“欲自强”，“断非空谈所能有济”[16]。要在维持和局，精求理则强兵之术。
以上的这几点成为他避战保和的原因。在他看来，“息事宁人”或“委曲周旋”，并不意味着“遇事曲从”。他认为，同外人交涉，亦应敢于抗争，“争得一分，即免一分之害”，相反，一昧求和，“平日以为外人所轻，临时只能拱手听命。”[17]他的原则是：若有碍国体者，虽绝交亦不可允[18]。
显然，李鸿章的“和戎”策略首先是一种权宜之计，自在尽可能地维护现状，避免列强的进一步吞并和掠夺。外交的特色，在于他的伸缩性以及对于继续改变着的环境的适应性和敏感性，而李鸿章的“和戎”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其意义正在于此。这也是他总结历史和面对现实的产物。联系他的“内须变法”来看，“和”只是手段，并不是妥协投降，意在为变法自强创造一个安定的环境，“隐忍徐图”，“明是和局而阴为战备”。要改变中国弱的局面，就必须力图自强，“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19]。可见，李鸿章提出“外须和戎”，是从当时中国现状和中外力量对比出发，其长远目标是希望中国将来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可以说，李鸿章“外须和戎”策略，与中国国力不支，势力不雄厚，政府腐败，科学技术落后有关，他只能在“和戎”掩盖下实行“变法”以徐图对列强的抗争，有争取时间，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通过“变法”达到“自强”的目的。他的“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主张是当时可供选择的策略中较为可行的，这在主观上不算太坏，客观上也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的确，在强敌压境，而我又无实力以对的情况下，运用外交手段，力保和局，避免战争，利用中外相安的局面，加强练兵制器，变法自强，以备与外敌决战的时机。和，不过是从长计议的手段，通过和，积蓄力量，抵御外侮，才是终极目的，诚然，对于外国侵略者，如果由于彼此强弱悬殊或有某些条件的不利，一时采取避战保和的策略是无可非议的。强打硬拼更是失策。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李鸿章的“和戎”策略却过分强调了“和”，苟安现状，惧怕列强的武力，委曲求全，卖国求安，这就不足取了。他不是把一时的“和”作为转弱为强、以求战胜的时机，而是把“和”当作维持现状、以求苟安的盾牌。李鸿章下结论说：“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20]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外国侵略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不是积极地、坚决地组织抗战，而是惧战、避战、屈辱求和。这是导致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失败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