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刘、王二家交往的记载，主要集中于《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中。《载记》有云：

（渊）龆龀英慧，七岁遭母忧，擗踊号叫，哀感旁邻……时司空太原王昶等闻而嘉之，并遣吊赙。

此段记载，当为《晋书》中刘渊与王昶第一次接触。后刘渊从学于上党时，“太原王浑虚襟而友之，命子济拜焉”^[1]。其后，又有“太原王浑见（刘聪）而悦之，谓元海曰：‘此儿吾所不能测也’”^[2]之事。王浑乃王昶之嗣子；王济乃王浑之子；而刘聪乃刘渊之子。由此可见，刘渊父子与自王昶以下祖孙三代的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刘渊在洛阳做“质子”期间，其与王氏单纯的私人交情似乎出现了某种变化，《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云：

泰始之后，浑又屡言之于武帝。帝召与语，大悦之，谓王济曰：“刘元海容仪机鉴，虽由余、日磾无以加也。”济对曰：“元海仪容机鉴，实如圣旨，然其文武才干贤于二子远矣。陛下若任之以东南之事，吴会不足平也。”

王浑在此时开始向武帝推荐“任刘渊以东南之事”，这就透出了些许政治意味。从武帝受禅至平吴这很长一段时间内，王浑一直任职东南，先后就任徐州刺史，东中郎将、监淮北诸军事，监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3]。所以，王浑对于刘渊的推荐或许就不仅仅是处于乡党私情的提携，更透露出王浑谋求将刘渊势力纳入自己控制范围的企图。但孔恂、杨珧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理由反对，此议最终作罢^[4]。另外《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又云：

齐王攸时在九曲，比闻而驰遣视之，见元海在焉，言与帝曰：“陛下不除刘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宁。”王浑进曰：“元海长者，浑为君王保明之。且大晋方表信殊俗，怀远以德，如之何以无萌之疑杀人侍子，以示晋德不弘。”帝曰：“浑言是也。”

由此可见，王浑对于刘渊不仅有提携之谊，更有救命之恩。王浑此举也最为后世史家所非议^[5]。此外，司马攸的建议也反映出是当时西晋朝廷中排胡、恐胡的气氛，这对于刘渊的冲击甚巨，后将有文字详述。

从上所引《晋书》中关于刘渊与王氏交往的两则记载看，王浑为刘渊出力甚多。而刘渊本人也曾动情地对知己王弥哭诉曰：“王浑李憙以乡曲见知，每相称达，谗间因之而进，深非吾愿，适足为害。吾本无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阳，与子永别。”^[6]《晋书》中关于二者直接交往的记载也止于此。另据《后汉书》卷六八《郭林宗传》来看，东汉中后期，太原王氏似乎已经和匈奴发生了联系。《郭林宗传》云：

王柔字叔优，弟泽，字季道……柔为护匈奴中郎将，泽为代郡太守。

虽然书中仅寥寥数语，也无关于王柔、王泽履职情况的其他详细记载，但从护匈奴中郎将的职责和代郡所处的地理位置推测，王氏一族早在东汉就已经与匈奴进行了接触。

所以，要分析刘、王二族间的利害关系，仅凭以上考述远远不够，还需从两个家族各自的发展线索以及所处的政治环境入手，分析二者交往的主观动机以及客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