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国的世界环境不同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世界英、美、法、俄等国相继经历了工业革命，积极向外开拓市场，掀起殖民化浪潮。百年之中列强不断叩打日本的国门，各国船只多次进入日本港口。据统计，自1764年至1854年，西方势力同日本发生的摩擦达52次[35]。随着亚洲市场的开拓，日本在亚洲航线中的地位愈发重要。1846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宾德尔率领两艘军舰驶抵浦贺港，向幕府送交了波克总统缔结通商条约的亲笔信，但遭到拒绝。有鉴于此，培里在1853年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且荷兰人鉴于世界形势，多次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建议幕府开国。如，1844年，荷兰国王特派使节呈递国书，告以欧洲各国事情[36]。向幕府说明蒸汽船发明以来世界形势变化，并忠告日本开国。1850年长崎荷兰商馆馆长警告幕府说，美国最近正在准备派遣舰队前来日本。1852年，荷兰巴达维亚总督已经忠告幕府，明年美国将派遣大的舰队到日本要求通商，锁国已经不能维持[37]。
日本开国在中国鸦片战争后十三年，这种国际形势客观上为日本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对日本而言，日本有天然的经验可以借鉴，充足的教训可以汲取。中国鸦片战争失败的消息通过唐人风说书和汉籍传入日本，使日本知识界感到危机，促使其积极面对现实世界。日本人震惊于“强大的”中国的失败。严酷的现实使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英国既能打败中国，又何况比中国弱小的日本。国内呈现出强烈的危机感，朝野上下纷纷提出要以中国鸦片战争作为日本的“前车之鉴”。“虽为外国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38]。致力于朱子儒学的知识分子便已觉察到日本同样面临西方国家入侵的严重威胁，开始认真考虑应如何加强海防，抵御外敌的政策。兰学者们立即将研究的领域从医学、天文等方面迅速转移到枪炮、舰船等武器之学。
鸦片战争和对外交流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日本对本国的清醒认识。中国惨败于鸦片战争，被迫割地赔款的教训，让日本幕府竭力阻止海岸炮台偶然开火而引发战争。1842年，幕府停止执行《异国船只驱逐令》，另发《薪水令》。要求沿海诸藩慎动炮火，灵活处理外国船舰来航事件。1853年，面对培里的要求，幕府召集各藩主开会商讨解决方式。结果是“至少就目前而论，谨慎胜于勇敢，应给予培里和解性的答复”[39]。幕府中也不乏主战的官员，但是幕府最终理性地选择了和解。日本内部对国家实力有清醒的认识，对美国人也有清楚的认识，无论主张开国论还是反对论，他们莫不承认日本对外防卫能力的薄弱。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日本没有舰队，海岸防卫力量又不足以抵挡美国海军大炮的轰击。因此，“在海防尚不充分的现实条件下，强行迎战将难以取胜”[40]。于是他们理性地选择了开国。对国家有清醒的认识，是对国家负责，也是对全民族负责的表现。这一条件，是日本全体长期积累的结果，同时也促使幕府作出慎重的抉择。
总之，由于对外开放方式的不同，导致对世界形势的不同认识，两国知识群体从中态生出截然不同的危机感和责任意识；教育的差异和对西方文化不同的处理方式，导致先进文化知识在知识群体中的广泛传播和成为共识的可能性不同，进而使两国为西方文化的传入在人才、思想方面的准备不同，加之本国特殊的世界环境，导致了中日两国在面对外国的开国要求时选择不同的方式。由此而走上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注释】
[1]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7页。
[2]坂本太郎：《日本史》，汪向荣、武寅、韩铁英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37页。
[3]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节目组编著《日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第7页。
[4]大限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外国贸易·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2007年，第1151页。
[5]粱廷相等撰：《粤海关志》卷二三《贡舶三》，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第1207页。
[6]粱廷相等撰：《粤海关志》卷二三《贡舶三》，第1679页。
[7]粱廷相等撰：《粤海关志》卷二三《贡舶三》，第1690页。
[8]梁廷相等撰：《粤海关志》卷二三《贡舶三》，第1216页。
[9]粱廷相等撰：《粤海关志》卷二三《贡舶三》，第1677页。
[10]山崎正董：《横井小楠遗稿》，东京：日新书院，1942年，第135页。
[11]罗冬阳：《论明清西学缺乏兰学阶段的原因》，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52页。
[12]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开国事历》，第100页。
[13]冯玮：《日本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355页。
[14]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开国事历》，第100—101页。
[15]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第25页。
[16]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明治之外交》，第119页。
[17]文庆等撰：《道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七，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3731页。
[18]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76页。
[19]李存朴：《魏源的〈海国图志〉与日本的〈海图国志〉时代》，《安徽史学》，2002年第2期，第34页。
[20]佚名：《软尘私议》，齐思和、林树惠、寿纪瑜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529页。
[21]陈学恂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页。
[22]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3页。
[23]陈学恂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卷，第4页。
[24]陈学恂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卷，第5页。
[25]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本邦教育史》，第501页。
[26]修刚：《日本江户后期寺子屋教育的形成与发展》，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50页。
[27]小林哲也：《日本的教育》，徐锡龄、黄明皖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13—14页。
[28]冯桂芬、马建忠集：《采西学议》，沈大华点校，辽宁人民山饭杜，1994年，第83页。
[29]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西欧的冲击与开国》，周启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48页。
[30]罗冬阳：《论明清西学缺乏兰学阶段的原因》，第50页。
[31]郑彭年：《日本崛起的历史考察》，人民山版社，2008年，第2页。
[32]冯玮：《日本通史》，第314页。
[33]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吕万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1页。
[34]汤重南：《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54页。
[35]冯玮：《日本通史》，第356页。
[36]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民间教育事业》，第535页。
[37]井上清：《日本历史》（中），天津市历史研究所译校，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61页。
[38]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西欧的冲击与开国》，第166页。
[39]J.P.T.伯里（J.P.T.Bury）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十卷《欧洲势力的顶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966页。
[40]冯玮：《日本通史》，第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