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东道行台阶段

武德元年年中，王世充击溃瓦岗军但已元气大伤，而时瓦岗残部仍在中原蠢蠢欲动，这就给了唐朝向东发展的机遇。故李渊设陕东道行台，同月又力排众议派李密招抚山东。

初建时行台的辖区范围，除陕州、蒲州（长春宫亦属蒲州）外没有明确记载，据《旧志》^[47]和《通鉴》^[48]推测为太行山以西，黄河以东，北至并、石，南至陕、虢，此外还有太行山以东的唐朝控制区。行台实际控制区域相当于贞观十道中河东道的大部，东部辖区多分散于敌境之中，尚不稳定，只是名义上归属。行台治所在同州长春宫^[49]，这一设置非常特殊，同州阻关河之险，是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但作为行台治所远离辖区中心，不利于行政。可以大致看出陕东道行台设立之初职能的侧重。

行台的建制，见于史书的有左右仆射、左丞、金部郎中、民部尚书、兵部尚书、百工监^[50]等，其中金部郎中一职《旧志》大行台与行台下均不载，故《旧志》所载非行台初建之制。《隋书·百官志》行台下有金部侍郎一职，其余唐行台所见职均可见于隋行台，故唐行台建制承隋而有所改。

行台初建时以军事讨伐与招抚为主要职能，《旧志》载：“以诸道军务事繁，分置行台尚书省”^[51]，又《职官分纪》载行台尚书令：“掌管内兵民，总判省事。”^[52]大行台尚书令名义上是陕东地区行政军事的最高长官。但行台在军事上仍有分工，李世民、李元吉、李神通各掌一区。李世民统区意在从北东西三个方向围攻王世充，《通鉴》曰“其蒲州、河北诸府兵马并受节度”，胡三省注：“复以河东郡为蒲陕。河北，谓大河以北，黎、相之地。诸府，诸总管府”^[53]，其中，李世民直接掌管蒲陕地区；黎相地区，《通鉴》载郭孝恪“与世勣经营虎牢以东，所得州县，委之选补”^[54]，由李勣与郭孝恪执掌；李元吉掌蒲州以北的军队，负责镇守太原，保障后方稳定；李神通经营太行山以东，“为山东道安抚大使，山东诸军并受节度”^[55]。武德二年，行台陆续失去了河东与山东大部分辖区，李元吉亡长安，李神通被俘。在交困之下李世民被迫战略收缩，先行收复河东失地。平定刘武周后，李世民掌握了太行山以西的军事全权，李神通复在山东活动。这一阶段行台能发挥的民政作用仍值得商榷，有持陕东道大行台建于武德元年的学者以长孙操开广济渠来说明这一时期“大行台”以行政职能为主，这个论证没有注意到此广济渠只是陕州境内的一段，也忽视了开渠一事的时间有两种不同记载^[56]。陕东道行台的产生与设置，主要是出于军事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