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的儒家释教

三国两晋时期，中原战乱不休，敦煌一地在安定的气氛中继续发展传统文化。当时儒学史学所载之“硕德鸿儒”有许多在此隐居讲学，授徒数百至千人。由于敦煌一地儒学的兴盛，也吸引了中原学者来到敦煌讲学。《晋书·隐逸传·祈嘉》载：“……西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张重华征为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经》作《二九神经》。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天赐谓为先生而不名之。”^[21]

文化的盛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的多少。中原地区避难度陇，远赴河西之士民，其中亦不乏学者、文人。《资治通鉴》卷一二三胡三省释注有言：“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难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其承，衣冠不坠。”著名的文人有程骏^[22]、常爽^[23]、江强^[24]等。此外，客居敦煌或敦煌本地之人名留国史者尚有宋配、宋混、宋澄、宋矩、宋纤、宋皓、宋繇、索袭、索苞、阴澹、氾瑗、谢艾、索绥、郭瑀、刘昞等数十人，或“声著河右”，或传道授业，建树卓越，以至于《魏书列传第四十》几成敦煌一地之儒林传。撰史之人亦有感言：“赵逸等皆通涉经史，才志不群，价重西州，有闻东国，故于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此种盛世，可谓是空前而绝后。敦煌一地“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的河西煌煌气象之形成，正是“中州才令”“秦雍士门”与“西州德望”所共同创造。

除了以上硕德之人所代表的儒学获得极大发展，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佛教在这一时期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

丝绸之路是求法之路，“法”从丝路来；丝绸之路也是传法之路，在中国佛教传播史上，我们不能忘记这些东来传经之人；安息人安世高、月氏人支娄迦谶、月氏人支谦，世居敦煌的月氏人竺法护以及昙无谶，鸠摩罗什……他们“游离诸国”，沿途传译、驻留授经，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丝路”文化及佛学研究者将丝绸之路文化圈内的佛教文化分为三个大区：中亚佛教文化圈、西域佛教文化和敦煌到长安的汉地佛教文化。敦煌河陇地区正好是“丝路”文化圈汉地佛教文化传播中心^[25]。佛教自汉末进入中原，自是经由西域所传，敦煌作为丝路要冲，当为佛教传播所不能避开的。但佛教在敦煌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的发展却是起自魏晋，尤其是在十六国时期，佛教在敦煌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期。

佛教的发展其主要标志即在于高僧的产生、佛经的翻译、寺庙的兴建以及佛教艺术的发展，而这一切，在敦煌的发展都盛于十六国时期。

《高僧传》中收录的这一时期敦煌地区高僧有：“敦煌菩萨”护法、“大咒师”昙无谶以及鸠摩罗什、昙耀等等……至于译经，前文所列高僧在弘法的同时又潜心翻译佛经，法护译有《圣经译本》《道地经》《不转退法轮经》等数十部佛经；昙无谶译有《大集》《大云》《悲华经》《金光明经》等记六十余万言。

佛教在敦煌的发展，还受到当时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前凉王张天锡曾亲自主持译经活动^[26]，北凉沮渠蒙逊笃信佛法，热心传译，还将姑臧内苑闲豫宫专门辟为译场，昙无谶即在此翻译过佛经。

除了组织译经、礼奉佛法外，大多数割据政权的统治者还修建佛寺、开凿石窟、塑佛立像。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即始于此时，佛教在敦煌获得极大发展，敦煌也成了世所闻名的西域佛国。

敦煌一地儒学释教的兴盛，使其成为河西乃至整个西域地区的文化中心，也使得敦煌由边关军镇成为文化兴盛、冠盖云集之地，在中原连年战乱、百姓流亡、城市废圮的时候，敦煌成了中土文化传承发展的世外桃源，成为乱世之中的一方净土。有鉴于此，元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喟然叹曰：“魏之儒风及平凉州始振。”^[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