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农战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王道非外，身作壹而已矣。”^[28]商鞅及其门人认为国家之所以兴盛强大有待于农战二事。可以说农战就是国家政治的基本纲领，治国之要。《农战》篇说：“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胮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为了实现全农的经济政策，作者在《垦令》篇中提出二十条发展农业的方针，一方面直接或间接刺激农业发展，另一方面压制末技工商的发展，打击除农业以外的其他行业。

第一增加农民的数量。裁抑商人，禁止其他行业的人活动，那么这些不得从事原行业的人将怎么生存呢？都转而从事农业。“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29]商人转而从事农耕；“无得取庸，……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使佣人转业为农；“壹山泽，则恶惰、慢农、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国家对山泽进行统一的管理，那些懒散、贪欲的人无所食就会转而从事农业；“均出余子之使令。……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得也，则余子不游事人，则必农。”有钱的人不得游事权贵，转业为农。总之，全国各行各业的人都转而为农，农民的数量大增，农业就发展起来了。

第二逼迫农民专心务农。虽然全国的人都从事农耕了，但未必所有的人都专心务农，那么如何使民众专心务农呢？作者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官属少，则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官吏无私利、廉洁就徭役不繁重，农民的时间多了就能专心务农。其次，“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上壹则信；信则臣不敢为邪。……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少民学之不休，则草必垦矣。”统一租税，则官吏不敢为私，壮民就会专心务农，而青少年就会学壮民专心务农。再次，“博闻、慧辩、游居之事，皆不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则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把农民与知识隔绝，使民愚、无知则民不生异心，从而专心务农。最后，“农无得粜，则窳惰之民勉疾”禁止农民购买粮食，逼迫他们自食其力，这样懒情的人也会专心务农。

第三抑制商业。为了能使全民皆农，作者采取了许多抑制商业发展的办法。一是使商人不得卖粮，“使商无得籴……商不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30]二是提高酒肉价钱，“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商贾少，则上不费粟。”三是加重商品销售税，“重关市之赋，则弄恶商，商有疑惰之心”。

重农可以使国家富强，但是并不能使国家保持长久的强盛。重农使国富而民多力，但若国君不知道利用集中起来的财力和民力，那么，国家将生“六虱”，从而会使国家重新变弱。《去强》篇说：“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要使国家保持长久的强盛，就得利用集中起来的民力对外战争。《壹言》篇说：“夫圣人之治国也，能抟力，能杀力……故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其杀力也，以事敌劝民也。……故能抟力而不能用者必乱，能杀力而不能抟者必亡。”可见商鞅及其门人对战争是非常重视的，并提出一系列对策：

首先，强调政治对战争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则其民不争，不争则无以私意，以上为意。故王者之政，使民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31]所谓“政胜”即民众服从政令易使唤，并且形成一种“民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的民俗，使民见敌人如狼之见肉。

其次，提出了强兵胜敌的根本办法。《立本》篇说：“凡用兵，胜有三等：若兵未起则错法，错法而俗成，而用具。”即一是战前实行法治；二是用法形成勇于对敌人作战的民俗；三是用这样的民俗来造成胜过敌人的战争工具，即兵员与武器装备。这三者做到了就能无敌于天下。

再次，实行全民皆兵的政策。征召全体民众，分为三军，各自负起不同的战争责任。《兵守》篇说：“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三军在战争中也有具体的分工，壮男之军负责抵抗敌人；壮女之军坚辟清野，作后备助攻力量；老弱之军则提供给养。并且三军之间不能相互往来，以免影响将士的士气。

最后，在战略战术上也有论述。比如：“论敌察情”，衡量敌我双方的政治情况、粮草供应、人数对比等；作战时不可因为轻敌而陷于不利的地形，不可追击溃而不止之敌，以免中埋伏；战后要“胜而不骄，败而不怨”^[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