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面对刘武周的进军，唐政府于武德二年十月尽发关中兵，令秦王率精兵三万“自龙门乘冰坚渡河，屯柏壁”[26]扼守刘武周西进之路，刘武周转而挥师向东，攻占上党郡的壶关，长子二县。在此期间秦王于美良川大败尉迟敬德所率军队，当年四月李世民乘宋金刚因粮草不济退军之际，追败金刚于介州“一日八战，皆破之，俘斩数万人”[27]而据守太原的刘武周“闻金刚败，大惧，弃并州，走突厥”[28]不久后为突厥所杀。至此“武周所得城镇俱入于唐”[29]。刘武周政权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中顷刻崩溃，唐军凭借什么力量迅速地完成了战略反攻？在《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八 武德三年条下曾载：
“秦王世民之讨刘武周也，突厥处罗可汗遣其弟步利设帅二千骑助唐，武周既败，是月处罗至晋阳，总管李仲文不能制，又留伦特勒，使将数百人，云助仲文镇守。自石岭以北，皆留兵戍之而去。”
可见在唐军收复河东的过程中，不仅有唐军自身的力量，突厥也转而支持唐军。携手打击刘武周，而收复河东后，突厥在“石岭以北皆留兵戍之而去”侧面证实了突厥在战争后期的确加盟唐朝。耐人寻味的是刘武周在武德二年起兵之初突厥始毕可汗仍发兵五百帮助刘武周打击唐朝，时隔一年后却又再次转向支持唐朝。对此吴玉贵先生在《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一书中认为突厥与刘武周同盟的瓦解是因为“处罗可汗继位后，义成公主大权在握，转而实行复隋政策，引发了突厥与刘武周的矛盾，刘武周失去了突厥的支持”[30]。这一观点的提出引起了部分学者的质疑，但是均未提出有力的证据[31]。笔者认为突厥对刘武周政策的转变与复隋政策确实没有本质联系。吴玉贵先生所谓复隋政策是指拥立隋王室的后裔复兴隋朝，具体而言就是“迎杨政道立为隋王”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七 武德二年”条下载：
“（四月）齐王暕之死也，有遗腹子政道。建德立以为郧公，然犹依倚突厥以壮其兵势。隋义成公主遣使迎萧皇后及南阳公主，建德遣千余骑送之，又传宇文化及首以献义成公主。”
材料说明在武德二年的四月份隋义成公主已经将杨政道为代表的隋王室迎接至东突厥汗国。又《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八 武德三年条下载：
“（二月）突厥处罗可汗迎杨政道，立为隋王。中国士民在北者，处罗悉以配之，有众万人，置百官皆依隋制居于定襄”、而至武德三年二月方才立杨政道为隋王。
从上引两条史文可见复隋政策的核心迎立隋王室是分步进行的，迎隋王室发生于武德二年四月，而册立隋王室的时间是武德三年二月。那么突厥尊隋政策的确立也应当在这两个时间节点上。假设处罗可汗改变反隋政策为复隋政策时间为迎接杨政道即武德二年四月。而处罗可汗发兵助唐时间是“秦王世民之讨武周也”即武德二年十一月。如果可汗早已在当年二月份改变了反隋政策，为何迟至当年的十一月方才出兵助唐，况且在武德二年的八月份“梁师都与突厥命数千骑寇延州，行军总管段德操兵少不敌。”突厥仍与梁师都合作进攻唐朝的朔方地区，既然突厥复隋大旗已立，又为何要在河东的西侧翼间接帮助刘武周呢？更何况梁师都也是反隋大营中的一员，突厥又为何要与他合作呢？
如果假设册立杨政道为隋王是复隋政策的确立的时间，即武德三年二月末，这一时间明显晚于处罗可汗发兵助唐的时间（武德二年十一月），既然东突厥汗国仍在武德二年十一月奉行反隋政策又为什么要出手打击刘武周呢？通过对假说的推断不难发现复隋政策在时间上解释刘武周—突厥同盟瓦解原因的贫困。结论是在武德二年十一月之前处罗可汗并没有因刘武周是反隋英雄而伸出“长长的手臂”牵制刘武周，甚至在武德二年的八月出手间接帮助刘武周，如何能将刘武周—突厥同盟的瓦解归咎于复隋政策？再次吴玉贵先生认为刘武周之死也是复隋政策的产物，那么同为反隋英雄的梁师都仅凭着一句“师都不辞死灰”[32]就能逃过一劫吗？显然复隋政策不是导致刘武周—突厥军事同盟瓦解的本质因素。始毕可汗在隋末天下群雄并起的情况下打出反隋大旗，其目的在于吸收各地反隋武装的加盟，处罗继位后隋朝已经灭亡，能够将北方各支势力统一的反隋口号也已不存，自然要适应新的局势，改换“大王旗”扛出“复隋”大旗。但是这终归只是一个政治口号而不是刘武周—突厥同盟瓦解的本质原因。
既然同盟瓦解的症结不在于突厥政策上的转变，势必在于刘武周政权内部出现的变化促使了同盟的瓦解，这也就回归于本文第二部分所提出的问题，在刘武周进军河东的过程中，其内部出现了怎样的新变化？笔者认为刘武周在河东之役中体现的变化首先是军事实力的增强。虽然《资治通鉴》以及两唐书均未给刘武周军队数量以一个明确的数字，但是在战争过程中刘武周军队被斩俘士兵的数量零星地记载于《资治通鉴》中，将这些战俘人数或者军队剩余人数相加可大概地统计刘武周军队的数量。刘武周的败绩主要从武德二年的十一月后开始的，其斩俘人数的记录也主要集中于这之后。因此笔者摘录《资治通鉴》中武德二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的相关记录如下。
1.“（武德二年十二月）尉迟敬徳、寻相将还浍州，秦王世民遣兵部尚书殷开山、总管秦叔宝等邀之于美良川、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33]
2.“顷之，敬徳潜引精骑援王行本于蒲坂，世民自将步骑三千，从间道夜趋安邑，邀击，大破之。敬德相仅以身免悉俘其众”从唐军三千兵马击破对手分析，尉迟敬德派去的援军保守估计不超过三千。
3.“（武德三）三月乙丑，刘武周遣其将张万岁寇浩州，李仲文击走之，俘斩数千人”。
4.“（武德三年三月）甲申，行军副总管张纶败刘武周于浩州，俘斩千余人。”
5.“（李世民）追及金刚于雀鼠谷，一日八战皆破之，俘斩数万人。”
6.“世民引兵趣介休，金刚尚有众二万”雀鼠谷大败后，宋金刚还有两万兵马。
7.“敬徳与寻相举介休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徳甚喜，以为右一府统军，使将其旧众八千。”尉迟敬德投降后仍有兵马八千人。
据此保守估计刘武周本部的军队数量在五万以上，而且刘武周在攻占河东过程中还有加盟者兵力的援助。离石胡刘季真有众数万而据蒲坂的王行本以及夏县的吕崇茂应当各有千余人的兵马。以刘武周本部军队加上加盟者的军队刘武周实际兵力应当在七万以上。这一数字不仅远高于刘武周本人起兵之初的“万余人”甚至超过了李渊在太原起兵时的三万兵马。刘武周不仅拥有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而且其麾下的将领素质也有质的提高：
“初易州贼帅宋金刚有众万余，与魏刀儿连结，刀儿为窦建德所灭，金刚救之战败。率余众四千人奔刘武周。武周闻金刚善用兵，得之甚喜。号曰宋王委以军事。”[34]
宋金刚在日后的军事指挥的确配称“善用兵”三字的评价，而宋金刚麾下还有一员名将尉迟敬德也加入了刘武周的军队：
“尉迟敬德，朔州善阳人。大业末，从军于高阳，讨捕群贼，以武勇称，累授朝散大夫。刘武周起，以为偏将。”[35]
刘武周本部既拥有一支规模相当的军队，又具备了指挥有度的军事将领，刘武周本部实力的壮大可见一斑。更为重要的是刘武周本部的五万兵马中应当没有突厥军队的加盟。据《旧唐书》卷五十五《刘武周传》记载：
“率兵二万人侵并州，军黄虵镇。又引突厥之众，兵锋甚盛，袭破榆次县，进陷介州。高祖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率众讨之，为贼所执。一军全没，仲文后得逃还，复遣右仆射裴寂拒之，战又败绩。武周进逼，总管齐王元吉委城遁走，武周遂据太原，遣金刚进攻晋州，六日城陷。”
表面看来刘武周引突厥之众攻陷榆次，包围并州接着南下一气呵成，但据《资治通鉴》的记载：
“夏四月，刘武周引突厥之众，军于黄蛇岭，兵锋甚盛。……庚子，引武周袭榆次，陷之。”
攻陷榆次发生于四月初。而刘武周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围并州”则在四月末五月初，中间有近一个月的停顿而据《元和郡县志》卷十六 河东道并州条下云：
“榆次县，畿。西去府（并州）五十六里。”[36]
短短五十六里的路程以刘武周的进军速度不消一日便可到达，又何须一个月的漫长时间？说明在刘武周停顿的一个月时间中，突厥的兵力被抽离出刘武周的军队中，因为到四月末“刘武周围并州”的主语不再是“刘武周引突厥之众”而改变为刘武周本人了，更何况日后处罗可汗发兵攻打刘武周，而处罗是不可能袭击仍有突厥士兵存在的军队。因此在刘武周本部的五万人马中不存在或者说存在着极少数量的突厥军士。而苑君璋的言论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武周之南冦也，其内史令苑君璋谏曰“唐主举一州之众，直取长安，所向无敌，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晋阳以南，道路险隘，悬军深入，无继于后，若进战不利，何以自还？不如北连突厥，南结唐朝，南面称孤，足为长策。”
其中“无继于后”四字点明刘武周于武德二年攻占河东的军事行动是刘武周的个人行为，依靠着自身的实力以及加盟者（不包括突厥）进行的军事活动，与突厥并无瓜葛。
刘武周在攻占河东事件中所展示的实力表明刘武周政权不再是受突厥保护，盘踞代北的小政权而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中原政权。同时，刘武周在攻占河东之后并没有以经济利益回报突厥的行为，可以简单回顾刘武周在起兵之初，在攻下小小的汾阳宫后，立刻“获隋宫人以赂突厥”，现在刘武周拥有了富庶的河东地区却连一个宫人都没有报送突厥，合理的解释是刘武周不再愿意维护其与突厥之间的同盟关系。但反观李渊则有效地维护了这一关系。就在刘武周占据太原后不久，唐政府内发生了一起大案。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 武德二年条下载：
“（八月）西突厥曷娑那可汗与北突厥有怨，曷娑那在长安，北突厥遣使请杀之，上不许。群臣皆曰：“保一人而失一国，后必为患。”秦王世民曰：“人穷来归我，杀之不义。”上迟回久之，不得已。丙戌，引曷娑那于内殿宴饮，既而送中书省，纵北突厥使者使杀之。”
其中“不得已”三字已经点明李渊纵容北突厥（东突厥汗国）使臣杀害西突厥可汗的选择实出于无奈，其主要目的是为维护其与东突厥的同盟关系，对于东突厥而言杀死一个西突厥可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李渊在其间所表示的政治臣服。就在这之后东突厥处罗可汗即派兵援助唐朝。这从侧面证明东突厥汗国在武德二年十一月前的观望态度不是出于复隋或者反隋的考量，而是在向唐朝政府施压以满足自身的利益。那么突厥在中原利益究竟是什么？是“反隋”或“复隋”的大旗？还是“经济利益决定一切”？
笔者认为突厥的目的是“分裂中原”维持其东亚霸主的地位。而巩固其地位的策略有二。1.“突强彼弱”即在联盟中必须保持突厥的强大而其支持的政权弱小，笔者概括为“弱势原则”。2.“均势原则”即保持其支持的各政权实力相当。《新唐书》卷一百四十《突厥传》曾罗列突厥所支持的隋末群雄名单：
“隋大业之乱，始毕可汗咄吉嗣立，华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倔起虎视，悉臣尊之。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
这些被突厥支持的隋末政权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往往处于敌对状态，如王世充与窦建德，薛举与李轨等等。东突厥正是利用群雄间的矛盾，通过均势原则使中原各政权不得不与东突厥结成同盟。东突厥始毕可汗的祖先佗钵可汗同样在面对中原分裂时，曾表露心声“我在南两儿（指北齐与北周）常孝顺，何患贫也。”[37]始毕，处罗以及颉利可汗在面对隋末中原纷争情况下采取的“均势”和“弱势”策略目的就在于维持中原的分裂局面以保证“南两儿常孝顺”的格局，维护其东亚霸主的地位。梁师都曾经对处罗可汗进言“比者中原丧乱，分为数国，势均力弱，故皆北面附突厥”[38]点出了“势均力弱”的根本目的是“北附突厥”。正如中原王朝不希望北方草原出现统一势力一样，东突厥汗国也不希望南方出现强大的统一王朝。
但是刘武周在攻占河东过程中所展示的实力表明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政权可以脱离出突厥母公司的控制，不愿再维护他与突厥间的同盟关系，力图打破“事胡者”的身份。处罗反对刘武周正是因为担忧刘武周实力过于强大，脱离“事胡者”的身份，而打破其苦苦维持的”均势”与“弱势”策略，威胁到东突厥“分裂中原”的棋局，因此放弃刘武周势在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