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制的区别与交流
西亚铜镜与埃及、中亚、中国新疆铜镜均属于西方具柄镜系统。埃及和中国最早的铜镜与基什遗址铜镜的年代都相差了1000年，看起来从两河地区经过1000年的传播到达东西两大文明区域完全有可能，但我们须知东方最早的铜镜出土于齐家文化遗址，距今4000年，新疆地区出土最早的铜镜是哈密焉不拉克墓地一期的M64和二期M45，测定年代分别为公元前1285年和公元前1480年[15]，相当于东方的殷墟早期，若说东方铜镜源自西方，何以在新疆地区尚不能发现早于东方的铜镜？从年代上讲，在没有新的考古资料出土的情况下，东西方铜镜同源的说法还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再者，西方铜镜均为具柄镜，有的是在细柱状铜柄外加制木柄，中国新疆伊犁、天山南麓地区所出铜镜、镜范也具有这类特征；甘青、中原地区属于典型的圆板具钮镜系统，在齐家文化、卡约文化、商文化以及新疆部分地区都有同类铜镜发现；西南铜镜则是近年来才有学者将之定名为“带柄铜镜”，作此论断的霍巍先生从此类铜镜的器型、纹饰及相同时代青铜器中所见草原人像总结了川藏铜镜的北方草原特征，也指出类似器型在阿富汗也有发现，显然与草原游牧民族的迁徙有关。但这种銎柄镜与西方具柄镜的区别也是明显的。详细情况在霍巍先生的《从新出考古材料论我国西南的带柄铜镜问题》一文中已有论述，且该问题对于讨论具钮镜的起源没有影响，故不再赘述。
至此，欲从器型上辨别东西方铜镜的关系，关键就在于新疆地区所出铜镜的分析，其来源问题的分析重点就在于该地与相邻东西亚各文化所出铜镜的器型、数量、年代等要素的关系。
如图4及附表统计数据显示，所有中国境内出土早期铜镜（西南带柄铜镜除外）以甘青交界地的齐家文化镜为最早，与夏文化同时；其次是位于甘青湟水流域的卡约文化镜、陕西淳化镜、内蒙鄂尔多斯镜、辽宁喀左镜、河北张北镜、安阳殷墟镜，地域上以齐家文化故地为中心向东向北呈半环状扩散至周边地区，并沿草原森林交界线传播至北方草原地带，时间约相当于商代，新疆基本上没有与之同时的遗存发现；西周时期铜镜的出土地转向关中、河南、新疆、东北也有了零星发现，主要出土于陕西关中地区、青海大华中庄卡约文化、陕西淳化、新疆和静察吾乎沟、巴里坤南湾、哈密焉不拉克等地。齐家文化本由东向西发展，东部文化年代要早于西部，不仅有内部的文化发展，也有向外传播的可能，在民族交流的过程中，这个范围逐步扩大，东至中原，西至天山，北至草原长城沿线。
新疆地区出土的铜镜究竟有多少种，现在还没有人做过完整统计，我们通过现有的资料看到，新疆出土有早期的铸镜石范3件，“均单范，只在一范内面上刻出背纹，另一范为平面。一副带柄镜范采集自伊宁县维吾尔俞其瓮乡，范石外观呈圆角三角形，长16.5厘米、最宽处12厘米（如图4）。其中铸模底范保存完好，镜面为桃圆形，柄前端窄，后端宽，柄较短，柄端部铸出对称的半圆形系耳。范的一侧还刻出一锥范。另一范面略残。注液口在镜的柄端（如图5）。第三面带柄镜范采集自特克斯县，存单范（如图6）。镜面的一端为圆形，柄为长方形，长18厘米、宽9厘米。从范模看，只刻带柄镜边缘轮廓，直柄刻成细柱状，推测这是一件尚未完成的范。”该种石范铸铜方式属于以伊犁河谷为中心的西部天山系统，铸造的铜镜或圆或桃形，接竖宽柄或细圆柱柄，圆柱柄外可能再套木柄，竖柄铜镜在新石器时代至汉朝时期的各个文化地域只出于新疆西部和南部（如图7），以哈密为中心的东部天山系统则拥有与西部不同的文化特点[16]，并长期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地域存在，早期西方具柄铜镜在哈密地区就已经止步了，因为此地也受到来自东方文化的影响。
图4
图5
图6
图7 铜镜，西汉（公元前3世纪—1世纪），于田县圆沙古城附近采集
西方横柄镜存在于中亚、印度北部，后在欧洲、越南也有发现，在铜镜的背部有一长把手，乍看之下很像具钮镜，实则比之镜钮形制要大很多，把手两端几乎到达镜缘，显然为便于手执，与用于悬挂的镜钮不同系统[17]。西亚器物注重实用，而东亚铜器往往被赋予宗教的神秘色彩，镜子除了照面，还在宗教活动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用途的差异决定了形制的不同[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