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事民事诉讼法》和《新刑律草案》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二（1905年4月25日）和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1907年10月3日）以及十一月二十六日（12月30日）修律大臣沈家本等先后三次依次将《刑事民事诉讼法》和《新刑律草案》总则和分则上奏朝廷。清廷则依据惯例谕令各将军、都抚、副都统讨论新法“究竟与现在民情风俗能否通行”，要求他们“悉心研究其中有无捍格之处”^[37]。因此，也就将争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形成了所谓的礼法之争。

尽管沈家本在十一月的上奏《新刑律草案》的分则中强调说：“是编修订大旨，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之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表明其修律虽然“模范列强”但也会通中西，不违礼教的修律宗旨。但是，关于新律争论的核心恰恰在于“礼教”问题，以及修律大臣屡次提到的治外法权问题。

关于治外法权问题，上文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讨论。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修律大臣出于何种目的反复强调治外法权与修律的关系，但是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他们并未洞悉张之洞所关心的核心问题，而张之洞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使修律也难挽治外法权。虽然张之洞认为“其意义固亦甚”，但是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能否收回治外法权的关键在于“专视国家兵力之强弱，战守之成效以为从违”。如果贸然实施这部诉讼法，其结果只能是“难挽法权而转滋狱讼”^[38]。

礼教问题是张之洞关注的重点，也是他批评新律的重要方面。他说：“盖法律之设，所以纳民于轨物之中，而法律本原实与经术相表里，其最著者为亲亲之义，男女之别，天经地义，万古不刊”而在新律中“甚至妇人女子责令到堂作证，袭西俗财产之制，坏中国名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悖圣教修养之教。纲沦法堕，隐患实深”^[39]。还说：“因伦制礼，准礼制刑”。他认为对于过失危害乘舆车架，侵入太庙宫殿等处射箭放弹等不能仅仅处以罚金，“不置于死，何以辑暴”。显然，张之洞关心的正是他心中的理想世界秩序，而“儒家的本质只是一门关于秩序的学问”^[40]。张之洞所做的一切，都是他作为“儒臣”在儒家传统认识受到挑战的情况下所具有的认识和本能反应。新律不仅遭到了张之洞的反对，其他院部和省督抚大臣也是“签驳者夥”^[41]宣统元年正月二十七日，清廷把学部以及其他督抚的签驳意见发给修律大臣与法部，作为修改的参考意见。而张之洞也在这场争论中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在《遗折》中他依然放不下新政事业，“当此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万废待兴，朝廷方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42]。他对新律提出过反对意见，但他并不反对修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