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现象与城市发展要素
“十六国”时期的敦煌，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乱世中维持了比较安定的局面，文化经济获得极大发展，使得这一地区成了那个时代中国一“特区”，偏安一隅的割据政权更替频繁，远离中原文化中心，周边还有诸多游牧民族，他们甚至进入河西建立政权，虽然没有中原统一王朝的后盾，但敦煌仍取得了令世人所瞩目的成就，正因为这个时代的发展，才有了史书所记载的，元宵灯会“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这种没有安定统一的大环境，没有稳定广阔腹地的发展，引起我们很多思考。
其一，作为边境城市，其稳定、繁荣是否一定与中原中央政权的统一稳定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讲，中央政权的统一固然能促进、推动边境城市的发展，但是否离开了这种支持的背景，边境城市就必然衰落呢？
敦煌这百余年的发展史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那就是否定的。城市的经营离不开安定的环境，必须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这也是乔尔·科特金所列的三个要素中的“安全”，但笔者在此要强调的是，这种“安全”不一定由统一的中央政权所提供，不一定非得有全局的安全才能够维持局部的稳定。割据敦煌河西的政权实质上是属于地方政权，争端冲突也从未停止，但敦煌的城市发展却未因战乱而终止，只是在大的毁灭性战争爆发，才使得城市的发展遭受挫折，但这已经超越普遍意义上之“安全”问题，防守再坚固的城市在入侵者面前终究会为外敌所攻破，城市也会遭破坏。但敦煌并没有彻底毁灭，在其发展所赖之诸多因素未有变更，于是敦煌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修养，重新又焕发了生机。
其二，城市存在、发展的首要条件是什么，有没有最核心的因素？乔尔·科特金所讲的城市兴起发展的三因素作用，那么在这些因素中，有没有或是哪一个又是最核心的呢？甚至于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在这三因素外还有没有对城市有决定作用的因素呢？考察城市个案的发展问题，就应该探索城市起源及发展所依赖的条件，这一条件在城市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是一成不变的还是在不断嬗变的，如果是变化的，那这种变化的依据又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仔细探索起来是一个很庞杂的系统问题，在此因笔者学识所限，不做深究，只就本文所涉相关问题做一浅探。
一个良性发展的城市，必有一个其所赖以维系的支柱，这就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所凝聚的特色精神内容，也是城市之魂。城市的外显可以多种多样或似曾相识，但只要在精神层面有其独到之处，这个城市就是充满无穷生机与活力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讲，在城市发展中，如果将这个抛弃了城市也就不会给她的子民提供“神圣”的归属感和区别于它地的自豪感，城市也就成了繁华的荒野。
敦煌这个城市在其历史上就城市定位经历了几次转型，其中也有明清两代的衰落[28]，但终究没有像丝路其他古城诸如楼兰、居延一样湮没于漫漫黄沙之中，现如今，商道北移、军塞不再以后，又凭借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完成了向旅游城市的转型，延续着千年的不朽。这种转型依赖的正是城市发展中所形成的城市文化，正是这种文化，这种精神的延存，才维系着整个城市。虽然历史变迁、岁月荏苒，在这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其他因素都会改变，但只要这种精神内涵不断，城市就不会消亡。“敦煌古城历千载，悠悠岁月漫黄沙”敦煌自公元前111年建城到现在已有两千一百多年，历经沧桑变化，而今又迎来了新生，虽往昔商旅辐辏，日款于塞下的场面不再，但恢宏的艺术宝库莫高窟，钟灵毓秀的鸣沙山月牙泉，以及“魔鬼城”雅丹这些自然人文景观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人，怀着朝圣的心来到这里，走近敦煌，体味这悠远博大……
【注释】
[1]司马彪：《后汉书·郡国志第五》“敦煌郡”刘昭注引《耆旧记》有：“国当乾位，地列艮虚。水有悬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川无蛇虺，泽无兕虎。华戎所交，一都会也。”，中华书局，1965年5月。
[2]敦煌政府网：URL：http//www.dunhuang.gov.cn/ReadNews.asp？NewsID=137。
[3]杜佑：《通典·卷一七四》，中华书局，1988年。
[4]杜预：《春秋左传集解·昭公三》：“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魑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其后有注：允姓，阴戎之祖，与三苗俱居三危者。瓜州，今敦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版。
[5]班固：《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中华书局。
[6]班固：《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中华书局。
[7]敦煌政府网：URL：http//www.dunhuang.gov.cn/ReadNews.asp？NewsID=137。
[8]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红旗》，1986年第3期。
[9]班固：《汉书·地理志第八下》，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
[10]班固：《汉书·地理志第八下》，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
[1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
[12]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十六列传第五十六·张轨》，中华书局，1974年。
[13]房玄龄等撰：《晋书·张轨传》，中华书局，1974年。
[14]房玄龄等撰：《晋书·张轨传》，中华书局，1974年。
[15]房玄龄等撰：《晋书·张轨传》，中华书局，1974年。
[16]参看杨晓霭：《瀚海驼铃——丝绸之路的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甘肃教育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17]［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18]参看杨晓霭：《瀚海驼铃——丝绸之路的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甘肃教育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19]［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3页。
[20]转引自杨晓霭：《瀚海驼铃——丝绸之路的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甘肃教育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21]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祈嘉》，中华书局，1974年。
[22]程骏，字驎驹，广平曲安人（今河北广平）。师事河西大儒刘昞，潜心老庄。后历仕北凉、北魏。参见《魏书·卷六十列传第四十八·程骏传》，中华书局，1974年。
[23]常爽，字仕明，河内温人（今河南温县西）。“因是世乱遂居凉州”，“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维侯，五经百家多所研综。”入魏后为京官师，“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著有《六经略注》，世称“儒林先生”。见《魏书·卷四十八列传儒林第七十二·常爽传》，中华书局，1974年。
[24]江强，字文威，陈留济阳人（今河南兰考北），祖上因永嘉大乱，西投张轨，因居凉士。善文字训诂，虫篆、训诂，文章书法皆称精绝。传业河西，中原黯然无闻的古文经学得以流传后世。入魏后，献经史诸子千余卷，拜中书博士。见《魏书·江强传》，中华书局，1974年。
[25]参看杨晓霭：《瀚海驼铃——丝绸之路的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甘肃教育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26]《开元释教录》卷四曾记载由其主持的译经活动，见《大正新修大藏经》。转引自杨晓霭：《瀚海驼铃——丝绸之路的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
[27]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晋安帝隆安三年”。胡三省注“魏主珪‘令天下郡县大索书籍，悉送平城’”有言“魏之儒风及平凉州之后始振，盖代北以右武为俗，虽其君尚文，未能回也。”中华书局，1956年。
[28]魏收等撰：《魏书·卷九十九列传第八十七·私署凉王李暠》载：“蒙逊攻恂于敦煌，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请降，不许。城陷，恂自杀，蒙逊克敦煌。”中华书局，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