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生死观
公元前771年周平王迁都洛阳，史称东周。此后，周室日趋衰微，诸侯争雄，天下纷崩，征战愈益频仍，史称“春秋战国”。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重新统一中国，才大体结束了混乱的局面。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其间，人才辈出，各种学说纷纷出笼，相互争鸣，为中国思想史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当时，影响最大的学派（又称“显学”）有儒家、道家、墨家三家。
其中，儒、道再加上佛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而墨家学派的影响从秦汉后大体销声匿迹了。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其先祖是殷商的贵族，周灭商，殷商遗民受封于宋国，孔子先祖世居宋。到孔子的曾祖父孔防叔时，宋内乱，避乱，迁鲁。到孔子时，家道已败落。鲁国是周公旦（周武王的四弟）的封地，号称“礼仪之邦”，古代的典章、文献极为丰富；而孔氏家族又具有殷商的文化传统，这些对于孔子成为一代思想家无疑影响颇深。
孔子是一位伟大的入世主义者。他对人间的苦难充满了同情，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对社会治理倾注了饱满的热情。他一生奔波，不畏艰辛，希望找到心目中的“明君”（所谓“圣王”），以实现他的理想社会，但屡屡受挫，郁郁不得志，晚年归隐，潜心整理古代文献，以图影响后世。孔子一生弟子众多，相传“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有二”。他死后，弟子、再传弟子将其言论编为《论语》一书，并一代一代地发展了他的学说，其中成就最大者当推孟子和荀子，终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儒家学派。这样，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不仅开创了一个学派，而且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具有阳刚之气的崇高的人格形象。
孔子以周文化（“周礼”）的继承者自居。儒家的最基本概念是“仁”。《说文》：“仁，亲也，从二人。”即是说，“仁”就是协调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的一种境界，或一类行为准则。在“仁”的旗帜下，孔子学说的逻辑如此展开：一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人”；二是参与社会活动，实现理想社会，儒家的理想社会是“圣王之治”。对此，《礼记·大学》概括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人亦称之为“修、齐、治、平”功夫，或“内圣外王”之学。修、齐为“内圣”，诚意、正心亦为修身的组成部分；治、平为“外王”。其中，“内圣”是为了“外王”，“内圣”是“外王”的基础，而这两者的最完美境界都达到了“仁”。后来，《孟子》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便是具体展开了孔子“内圣外王”的思想。正因为如此，儒学被称为“仁学”“人学”，近世亦有人称孔子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孔子儒学的最高目标是安定天下，治理社会。这一强烈的入世精神使他的人生观积极向上，他将“生”与“死”都与这一目标联系起来，而将生命价值的砝码放在“生”上，强调“君子自强不息”。《论语》中颇多此类记载，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见义不为，无勇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任重道远”“死而后已”等。就是说，生和死都要达到“仁”的境界，甚至“朝闻道，夕死可矣”，君子决不苟活于世。后来，孟子概括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上》），并提出君子养“浩然之气”，亦是发展和丰富了孔子的仁学思想。
后世有一种误解，以为孔子是主张“君子固穷”一类的人物，鼓吹“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给人一种满足于穷困的自傲君子形象，乃至于将鲁迅先生《孔乙己》中孔乙己的形象加之于孔子。其实，孔子是热衷于世俗追求的，只是对于“不义”的富贵“于我如浮云”；而“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即不能遂己所愿，则退而修身，决不为富贵而求富贵。子贡问他：有一块美玉，是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位识货者卖掉呢？孔子答：卖掉！卖掉！我正在等待识货者呢！（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渴望从政的急迫心情呼之欲出。
54岁前，孔子希望能在政治上有所成就，虽然做过一任司寇（司法部长），但终不得志。鲁定公14年（前496年），孔子54岁，他带着弟子们离开鲁国。他们在外周游14年，历经卫、郑、宋、陈、楚等国，想找到理想中的“圣王”以实现他心中的理想。然历尽艰辛，终无所获，最后于鲁哀公12年（前483年）返回鲁国，此时孔子已68岁，垂垂老矣。（各书所载时间略有异，此依《史记·孔子世家》）他知道自己从政已无可能，于是发奋整理古代典籍，希望以此影响后世。
孔子的晚年是在悲愤中度过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春，鲁人在郊外打猎获麒麟，孔子视之，曰“吾已矣夫！”认为这喻示自己快完了。适逢得意弟子颜渊死，孔子大为伤感，痛呼：“天丧予！”联想到捕获麒麟，喟叹：“吾道穷矣！”“莫知我夫！”“知我者其天夫！”次年，得意弟子子路又死于卫。孔子自知时间不多了，加快了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并哀叹：“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痛恨死后不能留下响亮的名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后来，孔子病重，子贡来看望他，“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歌曰：‘太山（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7日而卒（《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死于鲁哀公十七年（前479年），享年73岁。
孔子儒学是通过积极的建功立业来超越生命的有限性，因而对生前、死后的荣誉都特别珍重。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儒家的这一积极超然态度集中体现在“三不朽”信条上。《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晋国范宣子问穆叔：古人有句话说“死而不朽”，这是什么意思？穆叔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就是说，最崇高的是像伏羲、炎、黄、尧、舜那样为天下建立伟大的道德，开创一个时代，奠定人类社会的行为准则，使万民世世大得其惠，故为立德（德，得也）。“德，国家之基也。”其次是为天下、后世建立功业，如大禹治水患，立夏国，使天下人受其恩泽，有功于当世和后人，故为“立功”。再其次是像孔子、老子那样建立学说，使后人受其教化，是为“立言”。这样，人虽亡殁，但名声永存，从而达到不朽境界。至于保守禄位、家产，使之世代相传，不绝于祀，这至多只能叫“世禄”。“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这是儒家积极而独特的超越死亡的态度，对后世影响极大。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写道：“古之富贵而名摩（磨）灭者不可胜记，而惟有倜傥之人称焉。”并历述了周文王、孔子、屈原、孙武等人所建立的伟大业绩，他们的声名也随其伟业而永存，光照后世（亦见《报任安书》）。他于《史记·孔子世家》中评论道：“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报任安书》）它们均直接源于儒家的“三不朽”思想。宋末爱国诗人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则为这一超越作了一个最好的注释。
孔子生死观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他回避谈论鬼神和死亡问题。子路问他怎样侍奉鬼神，他回避了这一问题：“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死是怎么一回事，他又以同样的方式回答道：“未知生，焉知死？”他一生拒绝谈论死亡及鬼神，而教导学生专注于人事，“敬鬼神而远之”。殷商以来，鬼神观念非常盛行，至西周仍然如此，孔子认为敬鬼神达不到社会治理的目的，因而回避之；但他究竟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我们终不得而知。应该说，孔子回避死亡的态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体上，儒家是从入世精神、仁学推衍出它的生死观，并服务于它的人格修养和社会治理。具体来说，儒家通过积极的人生实践，建立功勋和学说，造福于社会并扬名于后世，以此超越死亡，达成生命永恒。儒家的基本逻辑是：入世主义精神、仁学、人格修养、社会治理，它的生死观集中体现在“三不朽”信条中，因而儒家的人生观是积极的、蓬勃向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