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墓的起源和意义

自坟出现后，有权势者为显示自己的地位，坟也越堆越高，最终出现了所谓“陵”。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十九·渭水》：“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秦始皇陵本称“骊山”，而不称“骊陵”。汉以后各朝沿用汉名，称帝陵，如汉高祖的长陵，唐太宗的昭陵。而且，后世帝王均生前即筑坟墓，如此大的工程，若驾崩后再去办自然是不行的。如秦始皇13岁即位后即建陵，前后用了38年，临死时还未最后完工。《后汉书·明帝纪》：“帝初作寿陵。”《周礼》：生者是不预先准备丧事用物的。

史载，中国最早建陵者是战国中期的赵肃侯。《史记·赵世家》：赵肃侯十五年（前335年）“起寿陵”。寿陵，即帝王生前预筑的陵墓。称“寿”者，取其久远之意，如寿衣寿器之类。此后，君主坟墓曰“陵”，建陵渐成定制，秦惠文王规定“民不得称陵”（《七国考》），“陵”成为帝王坟墓的专用词，因而，战国时“山陵”又喻指帝王。《战国策·秦策五》：范雎对秦相魏穰说：“王（指秦昭襄王）之春秋高，一旦山陵崩，君危于累卵，而不寿于朝生。”又《赵策四》：触龙说赵太后：“今媪尊长安君（赵太后爱子）之位……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将何以自托于赵？”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自称皇帝，建陵，故后世又称“皇陵”。秦汉以后，皇帝建陵成为定制。

对于中国历史上出现帝王陵的社会原因，大约可作如下说明。

中国夏商周三代定鼎中原，依靠的基本力量是本族人。他们既是生产者（农民），对外又是作战的战士，他们分属于本族中不同的大家族管辖。此时，最高统治者的“王”，如夏王、商王或周王为本族人最大的宗子，天下“共主”，但天下并非他一个人所有，也不是他一家族所独有，而属于本族人共有；那些大家族的宗子（同时是本族的君主）分享并世袭在国家中的官职，拥有相当大的政治权力，所谓“世卿世禄”。商王盘庚欲迁都，上层贵族不愿意，盘庚说服他们，其中说道：用人要用旧人，用东西要用新的，从前我先王和诸位祖父祖辈曾同艰苦、共享乐，我世世代代都会记住你们的功劳；我现在要祭礼先王，你们的祖先也会一起受到祭祀。（“人惟求旧，器惟求新。……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最后就是威胁：若不听从，将会受到惩罚（《尚书·盘庚上》）。这里反映出世袭上层贵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是相当有地位的；此外才是联络利益相近的同盟军，如周文王时天下诸侯归顺者“三分有其二”。

战国以后，旧的宗法势力逐渐瓦解，人口自由流动，各诸侯国君主推行变法，四处招揽将相，“世卿世禄”的局面被打破。如孙武曾为吴王阖闾之将，秦孝公从魏国招得商鞅主持变法，李斯曾为秦始皇的丞相……这些人都是孤身前往，听命于一人，以真才实学取官职谋富贵；而旧贵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诸侯们也开始称“王”称“帝”，权力越来越大，并时常达到不受控制的程度。汉高祖，一介布衣无赖，乘秦末农民大起义登上皇帝宝座，一日于未央宫为其父祝寿，刘邦捧着一杯酒，对老父说：您过去总骂我是“无赖”，不治“产业”，不如二哥。今天，您看我的产业和二哥的相比，谁的更多呢？“殿上群臣皆称万岁，大笑为乐。”（《汉书·高祖本纪下》）皇帝公开以天下为一己之“产业”自刘邦始，而群臣既已接受这一理论并“大笑为乐”，说明其产生自当更早。皇帝“受命于天”，其合法性在“天”，无须“本族人”及其上层贵族的鼎力，所有文臣武将均“受雇于”皇帝。天下既是一己之产业，因而聚天下之财力为自己大修陵墓也就无不当了。

此外，陵墓也有帝王家威慑天下之用心。汉高祖八年（前199年）刘邦从赵地回长安，丞相萧何正忙着修未央宫，极“壮丽”。刘邦怒，说：“天下汹汹，劳苦数载，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答：“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刘邦转而大喜。既可以宫殿（“阳宅”）之壮丽威慑天下，当然也可以陵墓（“阴宅”）之壮观威慑天下，庶民们望着那壮丽无比的皇陵，自然会自惭形秽而无地自容，遂俯首为顺民。事实上，历代皇陵都被作为推崇皇权的一项重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