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关怀的现状
（一）世界各国的现状
由于圣克里斯多弗临终关怀院在研究、训练及临床上的成功，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各国的临终关怀服务的发展。如英国现在已有273所临终关怀机构，美国已有2000余所，世界上已建成或正在筹建Hospice或类似组织的国家和地区已达40多个，如加拿大、南非、瑞典、印度、挪威、以色列、瑞士……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也建立起了此类机构并提供服务。日前，临终关怀工作已发展成为国际性活动，世界各国每年都会组织在英国开会，交流经验，互相学习。英国是现代意义上的临终关怀的发源地。
临终关怀运用医学和心理学等方式为病人提供服务，尽量减轻其痛苦，帮助他们获得心理上的安宁。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员有医生、护士、心理学家、营养学家、社会工作者、志愿人员以及牧师等。英国的临终关怀被认为是世界上的模范，“在圣克里斯多弗，很少听到病人有受冷落、被离弃的抱怨”（崔以泰、黄天中合著《临终关怀学》）。
1983年，临终关怀的理论与实施获得了美国联邦政府和美国国会专门法案的通过，“临终关怀”被列入医疗保险的项目中。此后，临终关怀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美国成为世界上临终关怀领域最发达的国家。由于这一服务的重要性，国外也有人将“临终关怀学”改名为“生命管理学”。
临终关怀机构的形式，大体有独立的、医院附属的、社区的、家庭的几种，即单独的临终关怀院，医院附属开设的临终关怀院，社区开设的，或临终病人在家庭，由医院或社区经过专门培训的医务人员或心理咨询人员定时上门提供临终关怀服务。
（二）中国的现状
1988年，美籍华人黄天中博士在担任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学术）副校长期间曾来中国访问，在他的帮助下，1988年7月天津医学院成立了中国第一所“临终关怀研究中心”。1990年3月台北马偕医院建立了中国第一间临终关怀安宁病房，香港地区也已开展了善终服务，表明中国已初步跻身于世界临终关怀的行列。
由天津医学院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倡导与筹备，首次全国临终关怀研讨会暨讲习班于1991年3月在天津召开。来自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各医学院、卫生管理机构和医疗单位的临床、管理、教学及研究人员代表和列席代表共12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还邀请了美国“东西方死亡教育协会”主席、德瑞克大学乔治·莱尔教授作了《美国临终关怀现状》的专题报告，邀请我国香港“善终服务会”钟淑子主任作了《香港临终关怀的发展与经验》的专题报告，并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成立中国临终关怀研究会，创办有关刊物。
崔以泰、黄天中合著的《临终关怀学——理论与实践》（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2）是目前该领域所能见到的最具权威性的著作，本节所引主要源于该书。该书收集了国外有关临终关怀的相当多的个案，非常感人，因案例太多，故不引。黄天中先生在该书序言中讲到自己父母的死亡对自己造成的精神打击，“了解到以自己学有专长，尚无法承受失去至亲的痛苦，更何况那些未受专业知识教育的人呢？他们又如何协助家中末期病人安详地走完人生呢？”他呼吁中国社会“实施死亡教育”并大力开展临终关怀服务。
据资料载，天津、上海已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如1994年上海市工会在政府支持下，投资2000万元在各个社区建立临终关怀医院，以解决久病高龄老人的医疗和归宿，受到了普遍欢迎。独立的临终关怀医院，设备较好，服务要求较高，其服务费用也相对昂贵。国内目前的医疗保障制度尚不配套，普遍开展有相当的困难，有一些单位不能承担或不承认这一种“医疗”费用。所以目前仍当以发展社区式的和家庭式的临终关怀为主。
（三）国外的“死亡教育”
近年来，一些欧美国家正在悄悄兴起“死亡哲学”的研究和教育，以图从道德哲学的高度对“生”与“死”进行重新评价，并使更多的人懂得珍惜生命，正视死亡，使自己的一生不仅有一个美好幸福的“生”，而且有一个幸福安乐的“死”。他们认为，人们既已接受了“死亡是自然的”这一事实，那么开展“死亡教育”也是应该的。美国人还认为，对于已确诊为癌症的病人，告知病人的时间越早越好。如在第一次手术时未告知，再次手术时才告之，病人就会有被欺骗之感。
关于死亡教育的目标，大致有如下几项：使临终病人消除对死亡的恐惧感和失落感，从而安详地走向死亡；对死者的亲属进行节哀教育，使之积极地、主动地面对现实；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生命，更好地规划自己的生活。
死亡教育在美国开展得较为广泛，美国创办了“死亡哲学学会”及《死亡研究》杂志，其内容是解答有关生与死的医学、心理、社会、宗教、伦理等方面的问题，并已将死亡教育列入学校教育之中。美国一些州的中学已开设死亡教育课程，说这样做可以使中学生更直观地认识人生的“归宿”。如宾夕法尼亚州的中学，还带学生参观殡仪馆，并鼓励学生亲手去触摸死者。在日本，则有人提出把死亡教育列入义务教育中。
在中国，“死亡”和“性”历来是两个最为忌讳的主题，前者视为“晦气”，后者视为“不雅”，青少年大体是靠自己的摸索独立完成其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