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丧厚葬的社会需求
这里讲的社会需求，通常是自发状态的。在历史上，人们是否意识到他们行为的性质常常是无关紧要的。而这种社会需求一旦进入自觉状态，则属于国家意志范畴。然而，从一个长过程看，国家的意志也消融于整个社会的无意识之中了。
我们要区别两个概念：重视殡葬和隆丧厚葬。一般而言，各民族对死亡操作都相当重视，视之为大事；但达到中国古代那种隆丧厚葬程度的毕竟是不多的。这需要从社会主客体的各个方面找原因。
导致中国古代出现隆丧厚葬传统的社会需求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消耗社会的过剩精力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古代农业社会的节奏慢，带封闭性的地理条件、优越的农业生存条件使人们对外扩张甚少兴趣，经常有较长的和平年代，使大量的社会精力处于闲置状态。它只能也必然会在社会内部找到消耗场所，而民间的丧葬活动便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补充实现形式。死人是一件大事，族人、亲朋、故旧闻讯而至，大肆张罗，吹吹打打，吵吵唱唱，少则三五天，多则七七四十九天，直闹得精疲力竭。人们于其中大量地消耗精力，重建心理平衡，同时获得快感。
（二）社会心理需求
这可以从“弥补”和“表现”两方面心理寻求看，它们分别表现了人性的“软弱性”和“强大性”。一方面作为逝者家人，他在操办丧事中可能有永恒、归宿、报恩、赎罪、寄托、宣泄等心理；而族人、亲朋和故旧的前来对正遭丧亲之痛所造成的心理失衡和被破坏的群体生活都有心理上的重建作用，如他人的安慰和帮助就可以使自己获得一种人际归属感、被承认感，从而更少孤独感（即“情感抚慰功能”“社会整合功能”）。此时，人在心理及情感上已极度软弱，亟求弥补。另一方面则是人们通过丧葬在尽情地表现自己，发现或炫耀“自我”，以此获得心理满足，如炫耀、攀比、权力等心理。他可能犹如在指挥千军万马，调动一切，因而感到兴奋。在缺乏活动机会的地方，我们经常可以发现总有一些极端热衷于红白喜事的活跃分子。
（三）社会联谊、娱乐的需求
古代农业极具封闭性，各地区之间极少往来，生产和生活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文化娱乐活动非常贫乏，于是，古代人不仅通过一些节日（如春节、端午、中秋等）来沟通和娱乐，也充分利用丧葬事件来弥补。在丧事中，死者家人忙于各种活动，如采办、伙食、接待、布置、吹拉弹唱等。但更多的可能还是坐在一起高谈阔论，如拉家常、叙旧、相互问候。丧事还带来了许多的娱乐活动，出殡前夜的“辞灵仪式”是最热闹的场面，丧家即使再贫困，也必须请乐队、僧道人等吹吹打打，超度亡灵；富贵之家在整个殡期间还搭台唱戏，热闹非凡。这类特殊的娱乐活动总会吸引附近大量的人前来观看。同时，大家借“丧宴”饮宴聚会于逝者家人之家。这些构成了中国古代殡葬活动的“娱乐功能”“联谊功能”，它们使单调的古代生活增添了动态感，并加强了人际联系。
可以说，中国殡葬活动为个体提供了一个释放压力的社会补充领域。在农村，丧期若在农忙季节，热闹程度就会大减。当然，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并不需要此类联谊、娱乐和心理整合等，因而对隆丧厚葬并无兴趣，这时，社会已经形成的隆丧厚葬的习俗就会对他们形成社会压力，这类人被视为“不入俗”。
（四）社会教化需求
这一需求总是通过国家意志得以实施的。已如前述，治理社会就是治理人；治理人的关键又在于治理人心，即教化人。历史上，一切宗教、社会学说其用意都在于教化人，而死亡文化及其殡葬操作则是这一社会教化工程的一部分。基督教的殡葬文化在上帝、灵魂的名义下实施对人的教化；儒家的殡葬文化则在孝道的旗帜下进行这一教化，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就是这一文化的纲领。由于中国社会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因此难于治理，故儒家对死亡文化的社会教化功能尤其倾注了心血。
上述四类社会需求，归纳起来就是满足人，教化人。任何时候，人都是需要满足的，所谓“人情所好，圣人不禁”，但仅是满足而不教化，则“同于禽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