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血缘关系所形成的祭祀意义
上面是讨论祭祀的一般意义，至于祭祀先祖，则除了上述一般意义外，它作为一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祭祀，又有自己的更深入一层的意义，即它是凝聚族人的一种杠杆，更是国家教化民众的一类重要手段。
在夏、商、周三代宗法社会以及秦汉以来的历朝历代，祭祖活动都是人们维系宗法、凝聚族人的重要形式，不论是帝王或庶民之家均是如此。通过祭祖，人们时常在一起叙一叙共同的祖先，增强认同感，所谓“血浓于水”。同时，通过祭祖，人们无形中在进行一种联谊社交活动。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海外华人归乡探亲、祭祖者一时竟形成热潮。美国人系英国或欧洲大陆的移民所形成，但很少听说美国人重返英国或欧洲大陆本土去祭祖、追溯祖先血脉的，而追溯祖先的情感则已深深地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这无疑是三千余年“敬祖”文化渗透的结果。
（一）祭祖将族众联结在一起，达成社会治理目的
这里包括了家族横向的、纵向的联系。假如整整一代人对于上一代或下一代人不承担义务，或感情淡薄，那么，社会在时间上的延续链条就会被斩断，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长久的。我们的祖先很懂得这一点，他们设计出种种办法来强化这一联系，祭祀先祖就是其中之一。如祭祀黄帝就起到了强化民族心理联系的作用。
（二）祭祀先祖是国家教化民众的重要手段
《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在五经（即五礼），莫重于祭。”“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也就是说，顺养、哀丧、敬祭，这三者全做好了才是一个孝子。这里并没有要求“孝子”将丧事办得如何热闹，故《礼记·祭义》云：“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此外，对亡故先人的祭祀有终身要求，即《礼记·祭义》云：“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即逢先人忌日均须祭祀，所谓“事死如事生”，教人勿忘先人之美德、勿忘先人创业抚育之艰难。《礼记》中的这两篇专门讲述祭祀，较集中地反映了儒家关于祭祀的理论。
祭祀如此重要，故古人在祭祀之前须行斋戒，三、五、七天不等，以整洁身心，即沐浴更衣，静居独室，不食酒肉、不食蒜醋等刺激性作料，不问国事、不吊丧、不近女人、不听音乐、不娱乐等，心境纯净，以示虔诚，方能与神发生交往，以免“不敬”“不洁”而冲撞了神灵。如北京天坛内西侧就设有“斋宫”，即皇帝来此祭天时的斋戒之所，皇帝须在这里住上几天度过斋戒期。清雍正后，于紫禁城内另设斋宫，天坛的斋宫就成为皇帝祭天时的临时休息场所了。各时代的斋戒规定有细微差异，兹不述。
祭祀绝不是越多越好。《礼记·祭义》：“祭不欲数（频繁），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本。”即是说，祭祀不仅要按等级规定进行，什么等级的人祭什么、用何祭品，而且要按时祭祀，不能滥祭，也不能疏祭。《礼制·王制》云：“祭，丰年不奢，凶年不俭。”不是自己应该祭的神不要祭，“非其鬼而祭之，谀也。”（《论语·为政》）
孔子的祭祀观是很有意思的。他主张“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前二者是生存文化范畴，后二者属死亡文化范畴，相辅相成以治理人。在祭祀仪式上，他强调“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故后世民间有“祭神如神在，不祭神不怪”之说，对神似乎有些玩世不恭的味道。他还主张“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礼记·檀弓上》）；并反对“非其鬼而祭之”。他更重人事，“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他继承了周礼“祭祀有等”的思想，鲁君僭行褅祭（属天子祭礼），孔子“不欲观之”（《论语·八佾》）。毫无疑问，他对鬼神存疑，但又不说，而是取回避态度。当弟子问他如何事鬼神，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但他仍主张“敬鬼神”、重祭祀，称赞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也就是说，孔子主要是从教化角度看待祭祀的：祭祀要诚心敬意，通过祭祀可以培养人们的诚意和敬顺的道德情操，祭祀祖先可以培养人子的孝敬品德，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焉。”（孔安国注《论语·学而》：“慎终者丧尽其哀，追远者祭尽其敬。”）
周礼祭祀中还有一个重要思想，《礼记·礼器》：“君子曰：祭祀不祈。”祭祀是使祖先得享祭物、血食，行孝道；祈（祷）则是向祖先神灵求福。一边祭，一边祈，大有“讨价还价”、商品交换之嫌疑，有伤孝道。故祭祀时只能本着“敬”字去做，祖先神灵自然会庇佑后人，所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但后世似乎没管那么多，尤其是民间，总是边祭边祈，这样方便，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于神灵的实用主义倾向。
按周礼，“父不祭子，夫不祭妻。”（《礼记·曲礼上》）这是从孝文化所重视的“名分”等级上着眼的，后世有青年或中年丈夫不送亡妻上坟山之陋习，大约源于此。但东晋陶渊明曾祭妹，并为此弃官奔丧。唐宋以后祭亡妻者也特别多，如唐朝元稹有《祭亡妻韦氏文》，并《悼亡妻诗》三首，诗有“如今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之句，感叹贫困时妻子曾与自己同艰苦共患难，后早死，如今自己富贵了，她却不能共享，故只能以祭祀来报答她。南宋文天祥有《哭妻文》，明末清初陈确有《祭妇文》等，这表明，魏晋至宋代期间妇女的地位较西周严格的宗法制时代似要高出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