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避讳的类型

避讳大体有“国讳”“圣人讳”“家讳”三类。

“国讳”是包括皇帝在内的举国臣民所必须遵守的。它主要是避皇帝本人及父祖的名讳，也有进而讳及皇帝的字者，有讳及皇后及其父祖者，有讳及前代年号者，有讳及帝、后谥号者，有讳及皇帝陵名者，有讳及皇帝的生肖及姓者。各朝避讳情况稍有差异，一般而言，唐宋后繁于以前。

由于国讳的普遍性，一旦名字中有一个常见字，就会给政治和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因而，帝家取名以“难知而易讳”为原则，多用冷僻字。如唐僖宗名儇，明穆宗名垕（通“厚”），清康熙帝名玄烨等。但尽管如此，仍然会带来诸多麻烦。

“圣人讳”，即对圣人名字的回避。圣讳各朝不一，一般有黄帝、周文王、周武王、老子、孔子、孟子等。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规定：“禁文字斥用黄帝名号故事。”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改瑕丘县为瑕县，改龚丘县为龚县。金代规定：“臣庶民犯古帝王而姓复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令回避。”清雍正朝规定：孔子、孟子名讳必须回避，尤其是孔子之名“丘”，凡古书中有此字，必须改为缺笔字，写成“”；姓名及地名中有“丘”字，必须写成“邱”。

“家讳”仅限于亲属内部，族外之人与之交往时，须注意对方父祖名讳，不能违讳直呼。家讳大约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以后成为定制。司马迁的父亲名“谈”，其《史记》中凡遇到“谈”字，均改为“同”字。如赵谈改为赵同子、张孟谈改为张同；他甚至还为祖父避讳。司马迁的祖父名“僖”，《史记》凡是有“僖”字便改为“釐”。如《史记·鲁世家》中司马迁将“鲁僖公”改为“鲁釐公”，《魏世家》中的“魏安僖王”改为“魏安釐王”等。晋朝书法家王羲之的父亲名“正”，他凡书写“正月”就改为“初月”或作“一月”。东晋桓玄初任太子洗马时，王大前来祝贺，桓玄设宴款待。王大嫌酒冷，连呼侍者取“温酒”来，桓玄因此哭泣。王很扫兴，告辞，桓玄赔礼道：“犯我家讳，何预卿事！”因桓玄的祖父即“桓温”。南朝范晔的父亲名“泰”，他著《后汉书》时，凡遇“泰”便改为“太”，如《后汉书·灵帝纪》中的“郭泰”改为“郭太”。《后汉书》卷六十八：“郭太，字林宗。”注曰：“范晔父名泰，故改为此‘太’。”鲁迅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谈及魏晋时的家讳：“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

《旧唐书·良吏上·蒋俨传》载：永淳元年（682年），蒋俨被任命为太仆卿，因其父名“卿”，固辞，后被改任太子右卫副率。诗人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晋”与“进士”的“进”谐音，他不敢考进士，怕触讳，韩愈为此曾写《讳辩》一文劝他，并表示反对家讳。但家讳在中国仍继续发展，直至清末。

宋代家讳登峰造极。宋朝吕希纯，因其父名“公著”，为避父讳，辞其著作郎官职。刘温叟，其父名“乐”，故终身不听“丝竹”音乐。徐绩，其父名“石”，因而平生不用石器，碰到石头也从不踩踏，如遇石桥则定要人背着过桥。王安石的父亲名“益”，因而他著的《字说》一书中，居然没有一个“益”字。苏轼的祖父名“序”，凡遇到“序”字，便改用“叙”。

家讳体现了儒家“尊尊”的伦理道德，得到法律的承认。旧时，人们多称他人父母为“令尊”“令母”之类。“令”即美好之意，引申为对别人亲属的敬称。如“令郎”“令爱”等，亦含有避讳之意。现代社会，平辈人之间亦不能直呼对方父母的名字；同学之间若直呼对方父母的名字，都是一种严重的冒犯行为，弄不好就要引起纠纷。有时人们敬称某尊长者为“某老”之类，这些均为避讳文化之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