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古代哲学生死观之比较
中国古代哲学生死观，这里以儒家为“正统”代表，因为它对中国2000余年来的影响最为持久而深入。西方古代哲学的生死观则依次有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这里仅将“生死观”作简略比较。
苏格拉底和伊壁鸠鲁是古希腊最为深入探讨死亡问题的哲学家，大体上奠定了西方严肃的哲学死亡观的基础。
在面对死亡时，苏格拉底表现出了一类“安详美”。临死前，尽管自己拯救世风的“理想”并未实现，但他仍很安详地去死。在他看来，自己应该做的、即他赖以达成完美人格的事情，他都已经做了。或者说，他自己的“人格”已十分“完满”了，因而可以心安理得地去死了。伊壁鸠鲁面对死亡所表现的是一类“淡泊美”。伊壁鸠鲁一生几乎脱离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一介温情脉脉的小市民，读他关于死亡的论述，就像喝一杯低度的醇酒。
孔子面对死亡表现的则是对于天下纷乱日久而不得治理的忧患情怀和“天下莫能宗予”的悲愤意识，即一类“悲愤美”。他觉得自己的事业尚未完成，有“于心不甘”之叹，入世主义的生死观在这里表现得最为充分，淋漓尽致。对于孔子临终前的忧患和悲愤，司马迁描述得极为详备、生动，读起来常使人掩卷叹息，慷慨激昂。
这反映出古希腊哲学更多地追求自己个性（人格）的净化和完满，以此为最崇高境界，在这里，个人是独立的。中国儒家哲学则以“治国、平天下”为最崇高境界，在这里，个人无自身的独立性，它必须最大限度地融入社会事业才能达到最崇高的境界，并以未达此目的而饮恨九泉。
儒家生死观和基督教生死观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对于生活的态度不同。儒家是热爱生活的，对生存满怀热情和信心，因而持入世主义人生观，以天下为己任；即便天下暂时黑暗，也认为“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可以说，这一生活态度在孔子身上已达于至善至美之境地，他的阳刚之美、百折不挠的精神是后世2000余年间被士人敬为楷模的原因。
而基督教则建立在“生存痛苦”认知上，视生存为苦难，乃至生不如死，要到死后才能“解脱”。因此，基督徒对尘世的苦难多持逆来顺受之态度。应该说，西方哲学中的“苦难意识”至少在苏格拉底那里就已经形成了，到基督教达到极完备之形态。
中西方的人生哲学在生死观上从一开始就是有差异的，它们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1]“中世纪”一词源于15～16世纪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的说法。他们将古希腊、古罗马称为“古代”，称自己所处的时代为“近代”，两者所处的时代则称为“中世纪”，即中间的世纪。
[2]《圣经》英文为《BOOK》，即“书”，因为它具有不可动摇的“经典”地位，故按中国习惯译为“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