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类祭祀对象
《荀子·礼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种族）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这里将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本源分为天地、先祖、君师三类，因而祭祀对象也大体分为三大类（祭祀的其他分类繁多，兹不述）。
（一）天地山川、日月星辰、江河湖海等自然对象
如北京现仍存明清时代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等遗存，民间若久旱不雨，则祭龙王亦属此类。西周的祭祀对象非常繁多，如《礼记·祭法》中就详列了各类祭祀对象，诸如天、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四时、四方神、山川、河流、土地、五谷、祖先……几乎无所不包。这多少还保留了“无所不祭”的早期祭祀形态。
（二）自己的祖先
古代太庙是帝王们祭祖之处；家族祠堂是本族人祭祖先之处，此外还有各家对自己祖先的家祭。如鲁迅《祥林嫂》小说中有鲁镇人每逢除夕夜在家祭祖习俗的描写，极为隆重、慎重，“不干净的东西祖宗是不吃的”。
现在的中国社会，祭祀先人，一是丧期中的祭祀，如辞灵仪式中的祭奠；二是葬后祭祀，如“断七”祭、清明上坟等；此外有忌日祭，所谓“君子有终身之祭”。
从近世相关专家对大量甲骨卜辞的研究可知，殷商就有着十分发达的祭祀祖先的制度，此类祭祀也十分频繁。如商王武丁时期祭祀王室祖先（先公、先王）的祭典就有二十几种之多，并祭祀一部分先王配偶（先妣）。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商代祖先祭祀的发达及其规模表明这时的“祖先崇拜”已压倒“天神崇拜”，为“殷以后的中国宗教树立了规范”（参见《中国古代文化三百题》）。
（三）先君、先师
先君、先师被儒家尊为教化和治理之本，不同朝代都分别有祭祀炎帝、黄帝、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先圣贤君的活动；孔庙（或文庙、夫子庙）即祭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处，明清北京国子监内有文庙、上海新中国成立前有夫子庙等。人们对这些人格完满、功勋盖世的理想君师的祭祀，如祭孔、祭黄帝大典，寄托了对古代理想时代再现的渴望，以及对共同祖先的情感的呼唤。旧时，帝王祭天、祭孔都是盛大的国家祭典，非常隆重。
由此还引申出对有高德者立庙（曰“先贤庙”）或立牌坊予以祭祀。如“义不食周粟的”伯夷祠（祠即庙）、董永祠、前述的于公（生）祠之类。各朝还立有“先烈祠”之类，祭祀那些为国捐躯者，如明、清时代北京有“于公祠”（祭祀于谦）。耸立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牌”亦相当于古代的“先烈祠”（只是未设供祭祀用的房间），碑正面向着天安门，碑心石上雕刻着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镏金大字。碑的背面，是毛泽东撰文、周恩来书写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此碑文写得感人至深，凡对中国近百余年悲壮历史有深切理解者莫不为之热血沸腾。但可惜国家从未建立过固定的纪念（或祭祀）制度，只是清明时节偶尔有学生前来悼念，以致几为国人淡忘。至于各地的“烈士公园”“烈士纪念馆”之类，除学生偶来光顾或作为游玩场所外，亦绝少有固定的祭祀活动。
明清时代，“先贤”祭祀常走向反面，成为对人性的严重摧残。如《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王秀才三女儿出嫁不过一年，丈夫死，立志殉节，饿8日而死。官府及地方乡绅为之建祠，“立刻传书办备文书，请旌烈妇。”“过了二个月上司批准下来，制（神）主入祠，门首建（牌）坊。到了入祠那日，余大先生邀请知县，摆齐了执事，送烈女入祠。阖县绅衿都穿着公服，步行了送。当日入祠安了位，知县祭，本学祭，余大先生祭，阖县乡绅祭，通学朋友祭，两家亲戚祭，两家本族祭，祭了一天，在明伦堂摆酒。”热闹得不得了！此类“节烈妇”之冤死在明清杂史、小说中多有记载。
这三类祭祀在《周礼》中分属于“吉礼”和“凶礼”（丧礼）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