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丧守制的荒废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纷争，礼崩乐坏，王道陵迟，周礼渐渐失去了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从孔子的弟子樊迟对“三年之丧”的怀疑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圣门”弟子也有人反对这一行为规范了。吴起出门求富贵，母丧不归，更谈不上居丧守制，曾子愤而与之绝交。如此一位“大不孝”，魏文侯仍聘为大将。各国争雄，问的是才干，而对旧有的择人道德标准已不感兴趣了。滕定公薨，太子听从孟子建议，欲行三年之丧，并说这是“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但滕国的“父兄、百官皆不欲”，均反对之，理由是宗主国鲁国也没有行过三年之丧，我们历代先君也未遵行过，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改变它（《孟子》。鲁国素称“礼仪之邦”，周文化为东方的荟萃之地，三年之丧也不闻了。

魏晋南北朝的四五百年间，天下分崩，兵革频起，佛教大盛，西汉末东汉初曾颇为盛行的三年之丧大体荒废，只有个别笃奉儒家礼教者自行之。《三国志·吴志·吴主传第二》：建安五年（200年）孙策死，其弟孙权年十五，大哭不止，长史张昭说：“此宁哭时邪？”并说周公薨，其子伯禽未守三年之丧，因当时徐戎作乱，“‘时不得行也。况今奸宄竞逐，豺狼遍行道，乃欲哀亲戚，顾礼制，是欲开门而揖盗，未可以为仁也’。乃改易权（丧）服，扶令上马，使出巡军。”如前述，西汉末东汉初以来，士宦阶层服三年丧非常普遍，否则不足以感召四方；但此时“未可以为仁”了。建安七年（202年）孙权母薨，孙权亦未守三年丧，而忙于四方征伐。这一时期“三年之丧”的荒废是由于长期的战乱、分裂以及受佛教影响的结果。（佛教讲轮回，重个人精神的解脱，因而否认君臣、父子的义务关系）尽管一些人想恢复它，但均未成功。

唐以后各朝定居丧守制，但各朝代以及一朝代的各时期的遵行程度存在着差别。大体上，明清以后较唐宋更为严厉；一个朝代的前、中期（的实际执行情况）比后期要好；而官吏、士人等“上流社会”严于庶民阶层。比如，那些从未想进入仕途的庶民，居丧期间尽可以照过正常的世俗生活——只要那里的宗法势力及儒家礼教对个人的此类行为不干预。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苏东坡上“请复子孙居丧婚娶之禁”疏，曰：“人子居父母丧不得嫁娶。人伦之正，王道之本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及夫丧，而贫乏不能自存，并听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礼伤教矣。然犹或可以从权（灵活变通）而冒行者，以（因为）弱女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子为之，此何义也哉！”他认为，男子居父母丧可以娶妻是元祐年间的一大耻辱，并希望恢复子孙居丧禁止婚娶的禁令。这反映了北宋立国百余年来居父母丧或居夫丧的贫无所养的弱女子，居丧期间可以嫁人；继而到元祐年间男子居丧期间也可以娶妻的礼俗变化，以及朝廷对这一变化的让步。这表明，唐代所确立的三年之丧的礼法到此时已渐成空文。

到明清，它再一次被高度集权主义的中央皇权重新申之于礼、法，并被愈益予强化。

清末民初以来，受西方人文主义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国具有革命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面对内忧外患以及民族衰败，掀起了反对中国儒家传统（“反国粹”）和引进“西学”的思想运动，以图挽救危亡。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达到了一个高峰，它深深地培植了几代中国人对自己古老传统强烈的敌视情绪。“砸烂孔家店”“儒家误国”乃至“汉字误国”是那一时期反传统最具代表性的口号。居丧守制也就随着这一敌视情绪被中国社会全盘否定了。这一次的荒废是西学东进所致，它从很大程度乃至从根本上左右了20世纪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注释】

[1]《孟子·滕文公上》：“滕定公薨……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吾有所受之也”，杨伯峻先生释为：“我们是从这一传统继承下来的。”

[2]上述所引，分别参见《礼记》一书的《杂记》《檀弓》《曲礼》《丧大记》《间传》《丧服旧制》《三年问》等篇。

[3]《大唐开元礼》上承“周礼”，下为后世礼制之楷模。对后世最有影响的礼制分别有《宋政和礼》《明孝慈录》《大明集礼》《大清通礼》，均为国家钦定之礼制大全，号称中国“四大礼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