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后居丧守制的法制化

隋短暂统一（581～618年），旋即大乱；迄唐定天下，中国才结束长时期大混乱之噩梦。此时，首先要做的便是如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于是“德治”又被重新提起，唐朝兴起了远超出前代的“制礼”热情，以图重新发挥“礼”对人们的约束作用。唐太宗贞观七年（633年）有《贞观新礼》，唐玄宗颁行的《大唐开元礼》是中国礼制之集大成，其中对官吏、庶民的各项行为（权利和义务）均有极详细的规定^[3]，礼、法并行，开始干预人们的殡葬活动。

在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唐朝将“三年之丧”法制化，子为父母、长孙为祖父母居3年丧，其他类减；并对居丧的行为作出规定。《唐律》：居父母丧，若身自嫁娶或去孝服游乐，均为“不孝”，属“十恶”之条，所谓“十恶不赦”。《唐律议疏》：居父母之丧：“丧制未终，服从吉，若忘哀作乐，徒三年；杂戏，徒一年。”“父母之丧，法合二十七月，二十五月内是正丧。若释服求仕，即当不孝，合徒三年；其二十五月外，二十七月内，是‘禫制未除’，此中求仕为‘冒哀’，合徒一年。”“居父母丧，生子，徒一年。”并对“慝父母、夫丧”或“父母死诈言余丧”以逃避守制的予以惩罚。

唐朝，“礼”和“法”几乎具有同等的权威性，只是违犯法律由司法机关（如刑部）定罪，违犯礼制则多由礼部议处而确定惩罚标准；同时，礼制从前更多的是针对官吏的行为规范，所谓“礼不下庶人”，现在也深入到一般民众。“失礼之禁，著在刑书。”（《全唐书·薄葬诏》）即对严重失“礼”的行为，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惩罚。礼相当于“准”法律。

唐初，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秋七月“司空、太子太傅、梁国公房玄龄以母忧罢”（《旧唐书·太宗本纪》）。房氏系开国功臣，正一品，相当于宰相，居母丧，为后世官员表率。

唐代殡葬礼仪的法制化为后世所沿用，如明清的此类礼、法条文近乎全部继承了唐代传统，并愈益严格化、详细化。《大明律》和《大清律》对居丧守制都有明文规定，如《大清律》规定：凡闻父母丧（嫡孙承重，与父母同）及夫丧，匿不举哀者，杖60，徒1年。若丧制未终，释服从吉，忘哀作乐及参与筵席者，杖80。若闻期亲尊长（即伯、叔父一辈）丧，匿不举哀者，亦杖80。若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者，杖60。若官吏父母死，应丁忧而诈称祖父母、伯叔姑兄姊之丧不丁忧者，杖100，罢职役不叙。（若父母健在）无丧诈称有丧，或（父母已亡）旧丧诈称新丧者，（与不丁忧）罪同。有规避者，从重论。若丧制未终，冒哀从仕者，杖80，亦罢职。其该官司知而听行，各与同罪；不知者，不坐。其仕宦远方丁忧者，以闻日月为始。夺情起复者，不拘此律。

此类规定非常详尽，足见国家对居丧守制的重视。其实无非是希望以此淳化风俗，加强两代人之间（权利和义务）的联系，进而促进社会的治理。于其中，还可以看出，在居丧条文中，对官吏的惩罚要严于百姓，此即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治民先治官”“圣人治官不治民”“治官严于治民”原则的体现。

《大清律》还规定，凡僧民、道士并令拜父母，祭祀祖先；丧服皆与常人同；违者，杖100，令还俗。在丧礼上，出家人也不能例外。这远比唐、宋严厉。

为保证守制，明代曾规定：官员居丧期间，凡已任职5年以上且无过失者，发给一半俸禄；在职3年者，发3月全禄（即全年的1/4）。（顾炎武《日知录·奔丧守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