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苏格拉底哲学的生死观
古希腊哲学指公元前7～前3世纪流行于古代希腊的哲学思想，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希腊诞生了众多的思想巨子，他们那些深邃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谈到古希腊哲学时，曾说：我们一谈到古希腊就有一种家园之感。由此可见古希腊在西欧思想史上的地位，它是后世西欧全部文化的源头。
生命哲学历来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传统在西欧哲学源头的古希腊哲学那里就已经确立。在这方面，苏格拉底和伊壁鸠鲁最具代表性。大体上，苏格拉底的生死观是自诩为对时代负有神圣责任感的高尚的“精英分子”的；而伊壁鸠鲁的生死观则反映了有教养的市民阶层的认识水平。
古罗马民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它的哲学大体上继承了古希腊人，并始终未能超过古希腊哲学。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雅典人，古希腊哲学家。他生活的年代正值古希腊文明盛极而衰的转折关头，而雅典又首当其冲。雅典曾是古希腊世界的领袖城邦，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与斯巴达交战失败，世界领袖地位顿失；国内道德沦丧，人心不古，政争频繁，党派之间形同水火。值此国家内忧外患之际，苏格拉底立志于拯救雅典的人心，他从教导人们过一种道德的生活着手，并自诩是神派来叮在雅典人身上的一只“牛虻”（以免雅典人沉溺于奢侈而酣睡不醒）。他语言犀利，批评起执政者来不留情面；弟子门生众多，影响甚广，因而得罪了一些国内权贵，引起了他们的忌恨，终于在70高龄时被雅典政府以“不信雅典人的神”和“教唆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这是古希腊世界最著名的由于“思想犯罪”而被判处死刑的案例。苏格拉底是世界思想史上负有盛名的哲学家，因而后世有人指出，此事乃是古希腊世界的一桩耻辱。
苏格拉底首次将哲学研究的对象指向“人”，将“认识你自己”作为自己哲学的最高命题，因而，被誉为西欧哲学史上“人学”的开创者。他的学识和人格对后世哲学影响深远，在西欧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中国的孔子大体相同。如一些西方思想史家在向自己的同胞介绍中国的孔子时所说：“孔子是一位苏格拉底式的人物。”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苏格拉底是一位孔子式的人物。
对于人生，苏格拉底持一种积极的入世主义的态度，亦大有“以拯济天下苍生为己任”的高尚气概。他认为，高尚的人对于感官享受，诸如食品、酒类、性生活以及装饰品等，只是为了维持生命，而对于超出这个限度的享受便视若无睹。因为，过度的享受或纵欲都会阻碍人生探索真理、追求知识，从而妨碍人过一种“道德的”生活。他推崇精神（灵魂），贬抑肉体，将灵魂描述为被肉体铐上了镣铐，被感觉蒙上了眼睛，沦为自己欲望的奴隶；主张人们要和自己的欲望、感情作斗争，防止它们放纵而失去控制。这是以一种哲学语言在反对当时颇为盛行的肉欲主义。
他身体力行自己所倡导的道德。苏格拉底素以能吃苦耐劳、生活俭朴著称，吃着“粗陋的饮食”，穿得“褴褛不堪”，“一直是既无鞋袜又无长衫”，寒冬腊月，他也穿着单衣单裤，赤足行走。这种生活，当时甚至连奴隶都难以忍耐，可是他却自得其乐。尽管他弟子甚众，其中也不乏巨富者（如柏拉图），但苏格拉底从不收取学费，也不接受他们的馈赠。他的行为给后世人留下了一个立志救世的“苦行僧”式的崇高的道德楷模形象。
他过着清苦的生活，但他认为，这是一种最完美的生活。在他看来，“愈是能够欣赏食物的人就愈不需要调味品，愈是能够欣赏饮料的人就愈不忙于寻求他没有的饮料”。幸福不在于“奢华宴乐”，一个人若“能够一无所求才是像神仙一样，所需求的愈少也就愈接近神；神性就是完善，愈接近于神性也就是愈接近于完善”。这一生活态度颇类似于庄子心目中“无所待”的“神人”“至人”“圣人”境界。原来大思想家们的心灵是相通的。
苏格拉底对于死亡的洒脱和从容给他大大地赢得了名声。由于苏格拉底四处传播他的观点，揭露执政者的错误，多次冒犯了权贵，结果在70岁时被雅典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死刑。当时的法庭声称，只要苏格拉底公开“认罪”，并接受罚款，就可以免死。大约执政者们更大的心愿是要使苏格拉底当众出丑，他拒绝了。他认为自己没有错，没有必要为了保全性命而去损害自己的“清白”。他的弟子们以金钱贿赂了狱卒，要安排他越狱逃往他乡，他也拒绝了。这时他说了一段对于生命的精辟之见：“真正重要的事情不是活着，而是好好地活着……而好好地活着意味着活得高尚抑或正直。”并指出：如果不赞成自己祖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我就会自动地离开这个国度；而我既已生活在这里，就表明这些制度本身是好的，只是现在的执行者发生了错误。我一生都教导人们要遵从国家的法律，过一种高尚的生活。而现在自己死到临头，却怯懦地逃避死亡，“那么人们会认为他一向所奢谈的正直无私、崇尚法律等等都是伪善的欺人之谈”。并认为，自己若这样做，将破坏法律的神圣性，影响到后来人对祖国的忠诚。苏格拉底愿以自己的冤死来维护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神圣，同时维护自己言行的一贯性，自己的人格形象。他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位殉道者，大有儒家“杀身成仁”的英雄气概。孟子云：“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苏格拉底的生死观和孟子所言的正相吻合。
执行死刑判决的那一天，苏格拉底作了一篇有关人生价值、死亡的精彩的演讲，它是哲学史上有关人生、死亡问题不可多得的佳作，被传颂千古。柏拉图在《申辩篇》中详细地记述了苏格拉底的这一篇演说词以及这一次判决的情形。
他认定自己终生所追求的是善、知识、正义，自己是忠诚地在为自己的祖国服务，因而不应当计较个人得失，其中包括死亡。谈到死亡时，他是这样表述的：真正难以逃避的并不是一死，而是罪恶，“因为罪恶追人比死快”。至于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说，其实并无人真正清楚，即无人能真正知道死亡就一定是一件极坏的事情。“但人们都畏惧死亡，好像他们确知死亡是最大的不幸。这种无知，即以不知为知，是最糟糕的无知。尊敬的陪审员，如果我宣称我比周围的人明智，那是因为我自觉意识到我不具备阴间的任何知识。我所具备的这一点就是我高于众人的本质所在。”
接着，他以讨论哲学问题时惯用的方式开始讨论死亡问题。他说，死亡大约是两种情形：其一是肉体与灵魂俱灭，如同无梦的睡眠一般；其二，如世俗所言，是灵魂由此地移居彼地。若是前者，死亡不过是永恒地休憩罢了，而死后的整个时间并不比一夜更长；无任何扰搅，也没有梦的纠缠，那么，“死就一定是一个奇妙的境界”。“我把它称为福气。人的一生中不会有几个日夜过得比他沉睡于无梦的夜晚更美好、更幸福了。”即使是波斯王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人生在世为各类欲望和焦虑所折磨，苦不堪言，即便晚上睡着了也不得安宁，时常做噩梦。如果死亡是无梦的永恒的睡眠，那岂不永远地解脱了？苏格拉底所使用的逻辑是，将生存说成很痛苦，人们活得很累，因而完全用不着害怕死亡。此时，死亡成了人生苦难的彻底解脱，成为人生无休止苦役以后的最好休息。
如果死亡是后者，是灵魂移居到另一个世界去，所有的亡灵都聚集在一起，“那还有比到那里去更幸福的事吗”？那里有诸如阿喀琉斯、荷马一类众多的英雄、伟人的亡灵，我可以和他们随心所欲地交谈，探讨和争论一切问题，“（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幸福吗？为此，一个人还有什么不能奉献的呢？我想，在那里，他们不会因为我的这种行为（指言论自由）而置我于死地”。那里也没有伪装的审判官，等等。这是一种反衬法：将那一世界假设得自由自在，到那里去和英雄、伟人的灵魂相聚，那里没有现世这些令人生厌的丑恶嘴脸，那该多好呵！如此的死亡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苏格拉底认定，总之，两种假定不论是哪一种，“死亡也有理由被看作是好的结果”。
他甚至劝导，“尊敬的陪审员们，你们也应该满怀信心地期待死亡”；并表示对那些指控和投票赞成处死自己的人“不怀任何怨恨”。最后，他说：“现在我该走了，我去赴死；你们继续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
苏格拉底是以哲学思辨方式讨论死亡的第一人。他的整个演讲充满了智者对人生价值的真知灼见，以及对死亡的从容和洒脱的态度。他的生存观是“生不害义”，死亡观是“杀身成仁”，与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主义生死观是相通的。同时，在看待死亡上，他极力地扩充思维空间以模糊死亡这一事实，诸如永恒地休息、与英雄伟人的亡灵相聚等，从而达到对死亡的洒脱目的，有“视死如归”的道家之风。在死亡面前，他没有一些烈士们通常的慷慨激昂，更没有懦夫那样乞求生存，而是像对待落在身上的一丝灰尘一样，轻轻地抹去。
对待鬼神，他似乎和孔子一样持存疑态度，但他更倾向于认定有一个灵魂的彼岸世界的存在，并以此作为他轻肉体、重灵魂的理论前提。
当雅典人普遍地沉溺于纵情奢侈、玩世不恭时，苏格拉底却还在那里“顽固地”呼吁着“正义”“道德”“知识”，颇有些孔子式的“明知不可而为之”的犟劲。苏格拉底在雅典城邦也似乎并不太受一般民众的爱戴，而且一般民众也没有理由去爱戴一个不合时宜的饶舌的自命清高的古怪老头。这就像《圣经》上耶稣所言：“没有一个先知在他的家乡是被悦纳的。”
当一位伟大的导师即将死去，他的弟子和朋友们为此而悲痛欲绝时，苏格拉底却还在那里侃侃而谈，其言语妙趣横生，仿佛什么都不将发生，或者死亡将发生在别人身上，充分地展现了一位参透了人生的智者对于生命的洞彻。当克贝斯问及苏格拉底如何安葬时，他仍忘不了幽默：“悉听尊便，只要你们能逮住我。”
古希腊哲学只在精神（灵魂）方面追求对死亡的超越和人生的永恒，这一传统后来也为基督教所继承，由此形成“简丧薄葬”之风，并成为西欧殡葬传统的一个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