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堂、室”中的方位观
周代贵族（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士）的房子一般都是堂室结构，即“前堂后室”，并对堂、室中的各位置有尊卑规定。具体见图17-2。
图17-2 周代“堂、室”中的方位观
堂和室共房基，同一个屋顶。堂在前，近方形；室在后，为长形。堂大于室，通常称堂上、室内。堂室之间有一堵墙，左边有窗（牖），右边有室门（户），进室须通过此门，所谓“登堂入室”。室是君主及其家族饮食居住之处，故后世曰“寝室”。堂的南边临院落无墙，堂上不住人，为贵族们议事、行礼、交际的场所，较大。堂的中间有两个大楹柱（“
”），作支撑堂顶的横梁之用。后世帝王的殿堂大体源于此，不过朝南的一边多建有门[3]。
历来学者对古代的方位尊卑都进行过研究。清朝凌廷堪《礼经释例》文最后精练地概括为：“室中以东向为尊，堂上以南向为尊。”其他方位则据此推衍而出。
1.先看堂上。“南向为尊”即面对南方为最尊贵的位置，后世帝王有“南面称孤”之说。右边（即东边）其次，左边（即西边）再次，北面（即南边朝北）最卑。古人尚右，君王南面为最尊；右边又高于左边。要注意：右边是指面对着君主时的右边，在君主时则为左边。大臣们朝拜，一般是面向北，按官位高低从东往西排列，即从右往左排列，官位高的在右官位低的在左。《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说赵王“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又《刘敬叔孙通列传》：“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此时，文武官员均属北面，故东边位尊于西边位。汉高祖封侯时便以萧何为第一，这里将文官排在武官之上，均有重文抑武的意思；此即古代的“尚右”，故成语有“无出其右”以形容档次最高。面朝北为卑位，故战败为“败北”，成语有“北面称臣”。《礼礼·檀弓上》：“曾子北面而吊焉。”此时曾子面朝北居于宾位而吊丧，使死者（或逝者家人）北首，即居于面朝南之尊位。由于中国民间的房屋多朝南，故此吊丧之方位习俗为后世沿用。
2.再看室内。《史记·项羽本纪》中描述鸿门宴场景时，“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刘邦）北向坐，张良西侍。”按照室内“东向为尊”的原则，项羽于此最尊，他自居于最尊之位；项伯是其叔父，也与项羽平坐；范增是项羽最重要的谋士，居其次；刘邦再次，张良最卑，故“侍”（陪侍）。具体见图17-4。
图17-4 鸿门宴的座次
1、2为项羽和项伯，3为范增，4为刘邦，5为张良。这是公然藐视刘邦，将他视为一个下属，连平等的宾客都不是。如果项羽将刘邦当作一位重要宾客来招待，理应将东向的2位让予刘邦才是。司马迁不惜笔墨地描写各人的座次，意在突出项羽的骄傲自大。这样一来，鸿门宴的场面便一目了然了。王充《论衡·四讳》：“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老在西，卑幼在东。”由于以西位为尊，故当时人禁忌向西边扩充房屋，《风俗通义·佚文》：“宅不西益。俗说西者为上，上益宅者，妨家长也。”即西益宅妨碍父母家长。
由于在室内西向是重要位置，故常作宾位，称“西宾”，或“西席”。旧时又常用为对师、宾的敬称。唐朝柳宗元《赠刘连州》诗：“若道柳家无子弟，往年何事乞西宾。”清朝梁章钜《称谓录》卷八：“汉明帝尊桓荣以师礼，上（皇帝）幸太常府，令（桓）荣坐东面，设几。故师曰‘西席’。”《红楼梦》第二回：“知他正要请一西席，教训女儿。”邹韬奋《经历·附录·母亲》：“母亲却得非请一位西席老夫子总教不好，所以家里虽一贫如洗，情愿节衣缩食，把省下的钱请一位老夫子。”
日常生活中，人们多处于室内（或类似室的场合），正式在堂中的礼仪活动不多，故“东向为尊”对后世影响颇大，史籍中多有记载。如《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俘李左车，请他东向坐，施礼以求教。又《周勃世家》：周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文士，自居东向的座位，大大咧咧地与他们谈话。又《武安侯列传》：田蚡“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向，自坐东向”，即让兄居于仅次于自己的下位。他认为自己是丞相，不可因哥哥而申私敬，屈丞相之尊。
大体上，堂上或室内，只要确定最尊位，然后面对最尊位的右边则为次尊，其左边为再次尊，对面为最卑。比如，若面西，北边（即右）为尊；若面北，则东边（即右）为尊。越位是一桩严重的“失礼”行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仪礼·聘礼》等篇章中大量谈到了方位尊卑，因太烦而不述。后世，民间多继承了堂上“面南为尊”之方位观，对于室内方位之礼则多不甚了，如民间办红白喜时坐桌位便是如此：民间的堂屋面对南边，最北的位置（面朝南）为最尊位，俗称“坐上头”；面对上头的右边为次尊，左边再次；下边为陪客位，俗称“坐下头”。
上述堂上和室内的尊卑位次的起源之最初原因，尚未见有考证者。吾猜测，大约与夏、殷商人的方位观和周人的方位观的差别相关。夏人兴盛于今河南洛阳一带，殷商人称雄于今河南安阳一带，此地均正宗的“中原”地区，南方又是温暖之方向，房屋都是朝南而建的，他们“以南向为尊”是很自然的。而周人自西边来，东方是太阳升起之处，殷商人已在那里建立了发展水平更高的文明，那里是华夏文明的重心、中心所在，对周人无疑有强烈的吸引力（周人还可能觉得自己像“乡巴佬”）。他们志在向东方发展，希望能夺取华夏文明的领导权。同时，他们对中国地势的西高东低比正宗的中原居民必然有更清楚的认识，因而很可能形成“以东向为尊”的方位观。比如，资料显示：秦始皇陵园坐西向东，东门相当于帝王陵园的神道，与秦国先王如秦庄襄王、秦孝文王、秦昭王等陵墓方向相同。这自然从直观上表现了秦民雄视东方的英勇气概；但从更深层次上，则是继承了周人更早便已定型的“以东向为尊”的方位观。秦人占据的渭河平原乃是周人从前的发祥地。
同时，周礼方位中，堂前也以居西边东向为尊，如“西阶”，指堂前西台阶，示尊礼之位。《礼记·曲礼上》：“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客若降等，则就主人之阶。”《资治通鉴·周赧王五十八年》：“赵王扫除自迎，执主人之礼，引公子就西阶。”即是说，主人将客人让于西边台阶上，自己立于东边、面对西边，以示尊敬客人；若客人地位低于自己则无须让。这也可视为受周人方位观的影响，周初大肆分封同姓诸侯，自然就将自己的方位观带到各封国内去了。
周人取殷商而立时，很可能将殷商的“尊南”文化和自己从前的“尊东”文化结合起来了。尤其是周室东迁洛阳后，这一“东向为尊”的方位观在中原会变得不方便。比如，孔子说：“夏人殡于东阶，周人（殡）于西阶，殷人（殡）于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史记·孔子世家》）这表明，周人殡死者于西阶，是尊东向之西位；而殷商人则“殡于两柱之间”，这确实更方便，也为后世所继承。孔子时代周人便已接受居中而殡了，如《淮南子·要略》：周文王死，“治三年之丧，殡文王于两楹（柱）之间”。这可视为殷商文化对周礼文化影响的一例。夏人殡于东阶大约与夏人对于太阳东升西落的认识相关。
周人征服殷商后，无疑对殷商文化采取过毁灭性措施，而殷商人由于被征服，也可能产生了自卑感，任其一些文化散失，但殷商文化在很多方面又确实先进，因而其中的相当部分便为周人接受，成为“周礼”的一部分。孔子时，乃至司马迁仍看到过殷商早期的许多原始资料。《论语》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司马迁为太史令时还参阅过“石室、金匮之书”，这是西汉国家藏书之处（《史记·太史公自序》），但由于历次战乱、火灾，剩下的不多的原始资料也逐渐佚失，后人就愈益弄不清楚了。
周礼，病重，头要朝东。《礼记·丧大记》：“疾病……寝东首于北牖下。”即以头朝向东方。孔颖达疏：“以东方生长，故东首乡（向）生气。”平时，古人卧榻一般设在南窗的西面，而“病者常居北牖下”。
可见，古人对方位非常讲究，也非常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