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玩世不恭的殡葬观

厌世主义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态度，而且直接影响到了殡葬业。下以阮籍为例，以观当时之世风。

阮籍邻家妇人为卖酒者，有美色。一次，他和一位朋友在那店里喝醉了，竟大大方方地睡在那妇人身边。其夫疑他不轨，但观察后，发现他并无异心，于是才放心。又引王隐《晋书》曰：阮籍邻里有少女，有才色，未嫁而死。阮与她无亲无故，也不相识，却跑去哭哀，时人不可理喻。大约是感叹她死得太可惜了。此辈人的放纵、旷达而又行为不检点皆若此类《世说新语·任诞》）。

阮籍母死，裴楷往吊。“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母丧，儿子毫无哀容，反而喝得酩酊大醉；客来吊唁，箕踞而坐，既不哭，也拒不答礼。此均为严重失儒家礼法的行为。而问题还在于，当有人向裴公指出阮籍的放纵行为时，裴公自称自己是“俗中人”，所以遵守“仪轨”，阮是“方外人”，故可以不守此类“仪轨”；当时人居然称赞裴公“两得其中”，即两面做得都很得体，表明当时大家似乎已接受了阮籍鄙视儒家礼法的“旷达”行为了。

母丧期间，阮籍又在晋文王（即司马昭）侧坐，大食其酒肉。司隶校尉（京城治安官）何曾大愤，目之为“败俗之人”，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司马昭则大肆替他辩护：你看他的身体虚弱到如此地步了，你为什么不同情他呢？“且（居丧中）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阮籍也照饮照食不误，“神色自若”。但，注引《魏氏春秋》曰：“（阮）籍性至孝，居丧虽不率常礼，而毁几灭性。”即母丧，阮籍伤心到几乎毁掉了身体，只是他有些鄙视儒家礼法而已，司马昭很理解他，故未治罪^[2]。

应该说，裴楷和司马昭都有些像孔子对原壤态度之风范。如前所述，此类藐视礼法、行为怪诞者历来就有。再如《后汉书·逸民传》载：东汉戴良，独往独来，不拘礼节。其母喜听驴叫，他就常学驴叫逗母开心；其母死，兄弟两人居丧，兄“居庐啜粥，非礼不行，良独食肉饮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毁容”。有人问他，如此居丧，合乎礼吗？他说：礼是为了制情欲的，苟情欲未失，非要拘泥于礼的形式干什么呢？我的悲痛是在心里啊。人家怎么也说不过他。

这些人对生死持一种无所谓的“旷达”态度，对隆丧厚葬自然不会有任何兴趣。他们以“高士”自居，以怪诞的反常的行为反叛社会，招致舆论注意。作为纯个人行为或个别现象，充其量只是社会风俗中的一点异色点缀。关键在于他们是“高士”“名士”，一旦天下人觉得他们的行为很高雅而模仿，此类行为就成了社会普遍性，社会既定礼仪秩序就被摧毁了。一种礼仪走向反面并不意味着否定礼仪本身，如果走向另一极端而否定礼仪本身，就成为礼仪虚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