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死亡的称谓
这里指对死亡和丧事的称谓。
一个人死了，其社会地位不同，则以不同的词语称之，这在各国具有共性。但论及词汇之多，用词之讲究，含义之深刻，恐怕不会有哪一个民族能超过中国。死亡称谓之丰富反映了中国文字的丰富性，中国历史沉淀之深厚。郭存亮编写的《白事博览》中，广收各方对“死”的称谓，字、词共计223个，而且远未收尽。其他有关民俗的文章与书籍中也有该方面的搜集。中国古代文化的二三千年间，既有中国本土生长的儒、道及民间迷信等成分，又历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如魏晋后的佛教、十九世纪以来的西学，这些外来文化也在中国殡葬语言中留下了痕迹。
这些关于死亡的称谓大体分以下五大类。
第一类，具有自然色彩的，即自然宗教、自然哲学和生活信念的观点，如：死、亡、殁、没、夭、殇、归寿、百年、殒命、老了、走了、去了、善终、谢世、绝气、咽气、气尽、气散、就木、归泉、归天、夭折、早逝、见背、作古、回老家、寿终正寝等。
《史记》载：汉高祖临崩，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既死，谁令代之？”后萧何临终，汉惠帝亦问：“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这反映了汉代不面对面地讲对方之死的忌讳。如吕后面对高祖、惠帝面对萧相国均不直言对方之死，故以“百岁后”代之；但指他人之死则可明言。如吕后对高祖说“萧相国既死”，谁可以代替他时直接用“死”。这一忌讳到今天仍流行。
第二类，具有国家政治色彩的，它通常又饱含着儒家的褒贬精神，如：“天子死曰崩（亦谓驾崩、山陵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不能享受俸禄），庶人曰死。”（见《礼记·曲礼下》）皇帝刚死曰“大行皇帝”。“大行者，不反之辞也。天子崩，未有谥，故称大行也。”（《后汉书·安帝纪》韦昭注）皇帝死亦有称“千秋万岁”“宫车晏驾”等。
《战国策·赵策四·触龙说赵太后》篇，触龙说赵太后曰：“……一旦山陵崩，长安君（赵太后的爱子）何以自托于赵？”此喻指：“赵太后您死后，您儿子怎么办？”
此外，有丁艰、私艰（父母死）、私丧（妻死）、殉难、殉国、殉义、就义、赴义、赴难、成仁、牺牲、献身、捐躯等；以及授首、纳命、戮首、身首异处、呜呼哀哉、一命呜呼等。
第三类，具有道家色彩的。如归室、归天、长眠、长往、丧元、升天、千古、羽化、遁化、返真、顺世、登仙、登遐、迁形、隐化、玉楼赴召、逝（世）等。
第四类，具有佛教色彩的。如归西、大限、灭度、圆寂、涅槃、成佛、示灭、示寂、顺世、恒化、坐化等。
第五类，具有近世西学色彩的。如辞去人世、与世长辞、告别人生、见马克思、见上帝、安息、光荣了、蒙主之召等。
这些区别有的只具有相对意义。如“逝世”一词，就既像道家语，又是自然色彩语。这是因为各学派词汇的产生均源于自然，而各成分之间也存在着一个融合过程。
在民间，死亡词的使用频率以自然色彩、道家语言居多；官方场合则以儒家语言居多。在挽联一类文学表达方式中，又尤以道家语言居多。由于替代词汇的丰富，直接用“死亡”一词的场合反而不多见。
中国很早以来就将长者的丧事称为“白喜事”。
清代钱泳《履园从话》卷二十三《杂记上·红白盛事》：“苏杭之间，每呼婚丧喜庆为红白事，其来久矣。”这大约是从这些活动中的颜色来称呼的。如新婚中新娘多穿大红衣，戴红头巾，用大花轿抬，家里贴红喜联等，丧事则多用白色。徐珂《清稗类钞·丧葬类·喜丧》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人家之有丧，哀事也。方追悼之不遐，何有于喜？而俗有所谓喜丧者，则以死者之福寿兼备而可喜也。”即有福有寿的年长者，正常死亡曰“白喜事”，其中深藏着“安详地面对死亡”的道家精神。此时，中国人是怀着一种豁达的心境接受死亡的，诚如《增广贤文》所言：“人见白头愁，我见白头喜。”同时，此类称道还有利于排遣丧事的悲哀气氛。
各地对死亡还有一些自己的称呼。如湖南一些地方称“某人死了”为“某人弹了”，办丧事为“弹四郎”。为什么如此称，至今谁也说不清楚。
基于这一认知，民间出殡时，指挥者大喝一声：“吉时已到，起轿！”然后鞭炮齐鸣，抬棺出发。此“吉时”旧时为阴阳师所择，意喻此时死者“出远门”最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