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全面制定丧礼——丧礼的制式化

唐以后各朝制礼，尤其是唐、宋、明、清朝制礼最为严格，国家直接干预殡葬也为从前各朝所不及。《大唐开元礼》是中国古代礼制之集大成，礼不仅规定了各级官员的行为准则，而且全面地干预人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殡葬礼仪。此后，殡葬渐趋制式化，各级官员严格地遵照国家规定的制度，按死者生前的官职，或死者子孙的官职办殡葬，违者必究，并将为父母居丧三年法制化。“儒家精神”和“制式化”，这是唐以后殡葬的基本特征，并对后世礼制影响深远。

唐建立后的100余年间佛教虽然还相当兴盛，但它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比重在逐步下降，僧徒们操作的丧礼中仍然贯穿着儒家精神。总之，唐代以后儒家权威开始全面恢复，并为后世各朝所效法。

《大唐开元礼》以后，有《北宋政和礼》《明孝慈录》《大明集礼》和《清通礼》，是为“四大礼制”，其中的“凶礼”部分是国家所颁定的殡葬操作的法律文件。对此，我们还可参阅唐以后各“正史”的《礼志》部分，其中对皇帝、皇后、皇太后、亲王到各级官吏、庶民的殡葬操作程式和等级均有详细规定，皇家亦很少有违反的情况。

唐玄宗开元初宰相姚崇，遗命子孙薄葬，并戒骄戒奢。他说：“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并认为这样做只会败坏家业；并表明自己的反佛观点：“夫释家（即佛教）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吾亡后必不得为此法。”即他表示自己不信佛，子孙也不要用这一套给自己办丧事。但当时佛事颇盛，“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即就在断七内请僧人随便念一点经，此后就不要再搞了。同时他也对道教办丧事持鄙视态度，并嘱咐子孙：死后也像自己一样从简办丧事（《旧唐书·姚崇传》）。这大约是唐代高级官员公开蔑视佛教之始，他以儒家的丧礼为“正道”，那么释、道则可以理解为“邪道”了。表明士人集团已开始对佛教不满，并且不忌讳“死亡”之事，为父的居然嘱咐子孙以后如何办丧事。

唐中后期，韩愈首倡公开反佛。他是打着复兴儒家传统的旗帜反佛的：佛者“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并说，“高祖（即李渊）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识见不远，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其事遂止。臣尝恨焉！”（《旧唐书·韩愈传》）韩愈说，唐初李渊时就想除佛，由于朝臣不赞成而止。如此观之，李渊很早就看出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了。

此后，佛教愈益受到中国士人阶层的抵制而逐渐失势。后世虽仍有佛教，但只是作为中国民间信仰的一种补充形式，僧人虽仍参与丧事，但丧礼的基本原则已融入儒家精神。这些与从前均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北宋初，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诏令开封府：“禁丧葬之家不得用道、释威仪及装束异色人物前引。”（《宋史·礼志二十八·士庶人丧礼》）这是国家公开禁止道教和佛教参与丧事；“装束异色人物”可能是杂耍一类，戴上各色假面具送殡为“前引”，以助热闹。大约是这些东西均有伤“孝道”，于是禁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