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庄子的生死观
在所有的先秦生命哲学中，庄子道家的生命观也是最为飘逸潇洒的。庄子追求一种落拓不羁的人格，淡泊名利，随遇而安，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生存观）；藐视死亡（死亡观）；鄙视殡葬（殡葬观）。死亡，在庄子那里似乎并未构成威慑力量，也未产生焦虑、烦躁的心理压力，称得上是最精致的超脱死亡的哲学思维，代表了“死亡美学”的一派。
庄子，名周，约公元前369～前286年，与孟子同时或稍后，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庄子淡泊名利，终生不仕，曾谢绝了楚威王聘为国相的请求。他或四方游历，或隐居著书，生活曾一度极为清苦，然自得其乐。现存《庄子》一书，共33篇，其中《内篇》的7篇被认为是庄子原作，其他《外篇》和《杂篇》共26篇则多为后起道家的托名之作，但基本上都反映了他的思想。庄子哲学皆假托寓言而阐明道家思想，想象力丰富，文风奇特、诡谲，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誉其作品为“天下第一才子书”。对庄子书，要从嬉笑怒骂、讽刺调侃中去领悟其旨蕴，故历代称难读。这里，只概述其死亡观。
庄子持“元气论”的物质观。认为，人由“元气”聚合而成，气散则死，生生死死在无休止地转换着，如四时之运行。可是，人们却将“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其实两者是一回事，因为它们都是由气构成的，故曰“通天下一气耳”“故万物一（“一”，即齐一，一回事）也”。生命，不过是身外的尘垢“假借”而成，生、死就像昼、夜一样无穷地交替，“生之来而不能却，其去不能止。”
庄子一生不入仕途，大体脱离了世俗生活，专作冥思苦想，以穷天下之“大道”。《庄子·内篇·逍遥游》为全书首篇，为全书提纲挈领之作，于其中，他认为一个人应当看破并摆脱功、名、利、禄、权、势等世俗束缚，而使自己的精神臻于优游自在、无牵无挂的所谓“逍遥”境地；并针对儒家“三不朽”信条而提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至人无己”即心目中要忘掉自己，既然如此，则无须“立德”；“神人无功”，当然就不要“立功”，儒家所谓“其次立功”为虚妄之言；“圣人无名”，就不必去强“立言”而为天下法，也不必去求万世之名。总之，在庄子看来，一切听其自然，顺应自然，儒家的入世主义纯属多余，只会将天下越搞越糟。这里，“至人”“神人”和“圣人”均同一意思，意指庄子心目中“无所求”“无所待”“独行不羁”乃至于不食五谷御风而行的完美的理想人格（简直类似于神仙了）。他以这一“理想人格”的学说激烈地反对儒家，对儒家学说极尽调侃、挖苦和抨击，将老子以来对儒家的反对推向了极端。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楚威王听说庄子贤能，于是派使者携厚礼去聘请庄子，许为宰相。庄子笑着对使者说：你们难道没有见过祭祀神灵的牛吗？人们将它打扮得那么美丽，喂养得那么周到，但总有一天，会将它牵到大庙之中，宰了它，供到祭台上去。这时候，那牛要想做一头荒野之中的孤犊也不可能了。我宁愿做一头孤犊，也不愿被摆到祭台上去。请回吧！《庄子·秋水》载：庄子在濮水边钓鱼，楚王派了两个大夫去请庄子，欲委以国政。庄子手持钓竿头也不回，说：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死了三千年了，国王将它盛在竹盒里，用布包着，藏于庙堂之上。请问，这只龟宁可死了留下一把骨头让人尊贵呢，还是愿意活着拖着尾巴在泥里爬呢？两位大夫说：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里爬。庄子说：那么就请回吧！我还是希望拖着尾巴在泥里爬算了。这两则故事似指同一事情，它可反映出庄子的生存观。
在庄子看来，死亡不过是回归自然而已，生存倒像是出去走了一遭。庄子妻死，庄子非但无悲痛戚容，反而“鼓盆箕踞而歌”。惠子指责他“太过分了”，他于是大谈起“生死转换”“死生同一”的理论来：死亡是生命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最佳状态。并说：天地就像一个“巨室”，现在我老婆终于能安安静静地躺在其中休憩了，而我却跟在后面呜呜咽咽地哭泣，这真是太不懂生命的真谛了。这里似乎已完全摆脱了对死亡的焦虑。所谓“视死如归”源出于道家，即视死亡为回归大自然。
庄子的殡葬观也是独特的。既然生死只是“气”的循环聚散，死亡是回归自然这个“巨室”，那么，殡葬就是多余的。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他，他反对，因为这不符合他的生命哲学。他说：“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并连的两块璧玉），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此指随葬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星辰、万物为随葬品，这是最完备的“隆丧厚葬”！这无疑极富想象力，也最符合道家“道法自然”的殡葬方式。不过有些像远古的“野葬”（弃尸），这似乎是在对当时社会上繁文缛节的丧葬表达的一种嘲讽。弟子们说：“那乌鸦和老鹰会把您吃掉的。”他却说：“放在天上给乌鸦、老鹰吃，埋入地下就给蝼蚁吃。反正是要被吃掉，给谁吃不都一样吗？（躯体是自然之物，乌鸦、老鹰、蝼蚁也是自然之物）又何必要厚此薄彼呢？”
与此同时，庄子对人生取相对主义，近乎到了虚无主义地步。不仅生、死无异，就是梦与醒也难以确定。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翩翩起舞，四处遨游。醒后，他大发宏论：竟不知是庄子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中变成了庄周。一切都是相对、可能的，强予以分辨、区别实在是无必要。他似乎是在讽刺儒家们那股入世主义的“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执拗劲。
既然“万物皆一”，生与死、梦与醒亦无本质区别，人生也就不必执着于功名利禄甚至生命的追求了。所谓“生而不悦，死而不祸”，反正都差不多。庄子对生死采取一种常人难以理喻的洒脱态度，他在《达生》《山木》等篇中反复指出：人生不要为“外物”所累，应抛弃诸如功名、利禄、财富、美色、音乐乃至生死给自己心灵带来的劳累和烦恼，要心神纯正而平静，无心于万物，甚至看上去还有些愚妄无知，浑浑噩噩；无求于人，人不求我，使自己心神合一，进而与天地合一。这才是最自然的生活模式。
在《盗跖》篇中，庄子假托“和骷髅的对话”表述了一个命题：生不如死。一个骷髅说：我死了以后，上无君（的管束），下无臣（供我役使），无一年四季的劳累（耕作、纳粮、劳役等），从容自在地与天地共存，即使当一国的君主也没有我这么快活哩！在庄子看来，人生应以避祸、保全、养生、求寿为上，也就是说，要活得自由自在，随心所欲；若处处要受外物引诱，束缚，活得不自在，即便有丰富的物质财富，仍会活得很累，还是不如死了的好。在这一意义上，庄子鼓吹的是“生不如死”。照今天的眼光看，庄子是一位力图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的极端自由主义的个性论者。从他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位古代的嬉皮士！
道家以旷达著称。生死观、殡葬观都很旷达，对他人之死、自己之死，一概旷达，“顺其自然”“随遇而安”，表现了其生命哲学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老庄是通过感受到宇宙的无限广袤和生命的渺小而得出上述结论的，所谓“沧海之一粟”。道家不像儒家那样通过积极入世、建立功业来超越死亡，而是用一种宏大的思维空间去极力抹杀有限和无限、生与死的矛盾，使之“同一”，以道家的方式达到“生命永恒”“生命不朽”的境界。
但是，庄子将道家哲学发展到了出世主义的极端的程度，以致放弃了自己的任何社会责任，带有浓厚的消极色彩。这样一来，社会势必解体。因而，到战国末期，一些诸侯国君主便提出“士不为王者用，可杀”的观点。如《战国策·赵威后问齐使》中，赵威后问齐国使者：“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