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死亡文化的相同点
（一）从属于各自的社会总文化
不管是中方还是西方，它们都从属于各自的社会总文化，是总文化的一个分支、一个侧面。后者为前者提供根据，成为其宏观背景；前者体现并帮助实现后者。这也是死亡文化在社会中的文化地位。
在古代中国，死亡文化从属于儒家“内圣外王”、礼治社会的总文化，是儒家仁学“孝”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它被作为塑造儒家理想人格、“敬宗收族”从而推进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即纳入了社会总体协调的范畴。西欧基督教的死亡文化是基督教灵魂学说的一部分，意在培养人们对上帝的宗教感情，纯洁其道德情操，坚定基督教轻尘世的生存观。现代西方的死亡文化则又受到15世纪以来的人道主义、个人本位主义的人文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影响，诸如现代殡仪服务、临终关怀、安乐死之类也无非是让垂死者死得更安详，更少恐惧和痛苦。
（二）体现社会总文化的某一精神
殡葬活动作为一类文化性行为，它的每一举动、一招一式都是有含义的，无不体现着该社会总文化的某一精神，并深藏着人们的各类心理需要，诸如丧服、奠祭、丧宴等。由于这类习俗历时久远，很多行为的含义已不为现代人所理解，它们被当作民间习俗累世相沿，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但文化史家们大体可以从中追溯它们的原始意义。
（三）主要是为了生者
死亡文化及殡葬活动最终仍然是为了生者，不管是西方的和东方的、古代的和现代的，统统如此。从形式上，它是一类死亡文化，实质上则是一类特殊的世俗的生存文化。殡葬毕竟是生者按照自己的理解方式、心理需求和社会需要在操办，而观看者也是他们自己。在这方面，中国人只是表现得更为极端一些。
（四）生存文化和死亡文化恒相联系
由于生存和死亡不可分离地联系着，死亡文化便成为生存文化的一个参照物、一面镜子。即是说，人们如何看待生存，便会如何看待并处理死亡，反之一样；而对其中任意一者看法的改变又都将深刻地影响到另一者，两者互相制约。正因为如此，我们从一个民族的死亡文化中可以窥到那个民族的全部生存哲学。
【注释】
[1]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2]对于中国民间的神系统，即便是专门研究者恐怕也很难说清楚。明朝人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对此归了一个类：有天上系统，以玉皇大帝、托塔天王、十万天兵天将，包括天蓬元帅（猪八戒）和卷帘大将（沙和尚）为主；它在地下有派出机构及其神灵，如土地、山神、河神、城隍等；它在冥间的派出机构及其神灵如阎王、判官、小鬼、牛头马面等。道教系统的神，如太上老君（哲学家老子的化身）、太白金星、民间传说的八仙等。法术最高的是佛教系统的神，如法术无边的如来佛（释迦牟尼的化身）、观世音、四大天王、四百罗汉（或八百罗汉）等，像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玉皇大帝和太上老君两大系统的神加起来都镇不住这个“泼猴”，最后只好请来佛系统的如来佛才将他收服。这反映出，佛教在民间比道教更具影响力。这一划分，对后世中国民间关于神的认识影响极大。此外，还有相当多的零散的神，如关羽被后世尊为“武神”“武圣人”“武财神”，如月老，如西王母等。
[3]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4]七经：《诗》《书》《礼》《易》和《春秋》，西汉武帝时列为“五经”，并设五经博士官职；东汉加上《孝经》《论语》，是为“七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