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夺情起复

“起复”，指官吏有丧，守制尚未满期而复起用。因夺孝子哀思之情，故又称“夺情”。《礼记·曾子问》：子夏问道：三年之丧，“金革之事无避也者，非与？”就是说，在三年之丧中，要是碰上战争怎么办？孔子回答说：“吾闻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追求）其利者，吾弗知也。”孔子回答说，他听老子说过，从前鲁公伯禽就碰上了这种事。郑玄注：“伯禽，周公之子，封于鲁。母丧，有徐戎作难，丧卒哭而征，急王事也。征之作《费誓》。”孔子认为三年之丧内即使碰上战争也是应该参加的，因为“急王事”，王事即国事；但在三年之丧内去追求个人“利益”，我就不知该怎说了。

这说明夺情起复起源很早。可以说，有居丧礼就必然有夺情起复礼，因为国事不可废。这是孝和忠的矛盾，移孝为忠，先忠后孝，亦为大孝也，合乎礼。故古语有“忠孝难两全”之说。

《史记·晋世家》载：晋文公卒，襄公即位。秦军进犯，“襄公墨衰绖。四月，败秦师于肴殳，虏秦三将孟明视、西乞秫、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注：“墨，变凶。”）“以凶服从戎，故墨之。”中国丧事用白色，黑色非礼制，但此时要进行战争，故丧礼有所变通，“记礼所由变也”。这说明西周天子、诸侯遇丧事也有特殊处理方式，夺情即其一。夺情时，连丧服的颜色也改变了。

东汉居丧者渐多，故夺情事亦起。《后汉书·赵熹传》：永平八年（65年），“赵熹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后遭母忧，上疏乞身行丧礼，显宗（汉明帝）不许，遣使者为释服，赏赐恩宠甚渥”。

《周书·王谦传》：“朝议以谦父（王雄）殒身行陈，特加殊宠，乃授谦柱国大将军。以情礼未终，固辞不拜。高帝手诏夺情，袭爵庸（国）公。”

朝廷欲夺情起复，大臣可以明确无误地拒绝。《晋书·卞壶传》：“遭母忧，起复旧职，累辞不就。”《北史·李德林传》：“寻丁母艰……裁（才）百日，夺情起复，固辞不就。”因孝子拒绝的是荣华富贵，皇帝不能治罪，反而会受到舆论的褒扬，正史所载的此类拒绝起复之事，都是带着赞扬的口吻写的。

夺情之事，个人绝不能提出，否则有弃孝而求富贵的舆论指责。明清以降，居丧守制成为国家法制的一部分，夺情也更为严格，非朝廷重臣很难受此殊礼。明末宣大（今山西、河北一带）总兵卢象升，领军与清兵作战，值父死（丁外艰），夺情起复，卢象升戴孝从戎，最后战死沙场。清朝曾国藩与太平军交战时值父死，亦戴孝于军中任职。这些都是封疆大吏，位重权倾，形势紧迫，不可须臾离职，故由朝廷下诏予以夺情处置之。

明朝首辅（相当于宰相）张居正父丧，朝廷中张的政敌甚多，那些人正企图他滚远点。朝中他的同党却“倡夺情议”，于是引来一片反对，反对者都受到廷杖、贬官的处分；时彗星从东南方起，横贯天空，于是“人情汹汹，指目居正”，攻击之声更是甚嚣尘上。此时皇帝年少，张居正为两太后引为臂膀，于是“帝诏谕群臣，再及者诛无赦，谤乃已”，并派官员去代理办丧事，张居正则“以青衣、素服、角带入阁治政……又请辞岁俸”。及万历皇帝举行婚礼，张居正以吉服从事，又被一些朝臣攻击为“非礼”，张不客气地予以贬官处分，这才将反对派压下去。张居正要求回家办丧事，皇帝只给三个月假，“葬毕即上道”（《明史·张居正传》）。于此可见居丧守制礼的“神圣”色彩。当然，此事已和明朝廷中剧烈的党争搅到一块了，反对派意欲以“非礼”的罪名搞垮张居正。明朝廷的士大夫们将守制无限制地抬到超乎一切（包括朝政）的高度，因而使居丧成为一类形式主义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