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丧厚葬之风不能加诸儒家
中国的殡葬活动中贯穿“孝道”精神，这很容易形成一个简单的看法，认为中国隆丧厚葬的传统源于儒家。儒家成了“罪魁”。于是又简单地得出：要反对隆丧厚葬之风，必须清除或批判儒家学说。前面已经讨论了儒家的生死观和中国古代隆丧厚葬的社会原因，这里再就孔子儒家原本的殡葬观作一说明：中国隆丧厚葬的传统不能与孝道直接等同，即不能加诸儒家。
如前述，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人”，理想社会是“礼治”社会，孔子以“周礼”的继承者自居。
圣人即“仁人”，而孝则是儒家实现“仁”的基础、根本。所谓“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具体来说，对待父母，一是养，二是敬。并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礼”，即不同等级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中相应的行为规范。孔子儒家的殡葬观（凶礼）的基本精神是一个“孝”字；总的外在原则是一个“礼”字，可概括如下：“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礼记·中庸》）即是说，儒家将“死”和“生”联系起来予以综合考虑，其中贯穿着“孝”的基本精神，对待死或生都要体现这一原则。
因而，我们可以从孝、哀（敬）、节（制）几个相关概念来理解儒家的殡葬观。
对于丧事，孔子主张的是“哀”“节（制）”，它们属于“礼”的要求。礼就是要按规范行事，并非将丧事办得越奢侈就越孝。对此，《论语》中颇多记载。“丧致乎哀而止。”“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为了对死者的哀悼和丧事的严肃，孔子有一套独特的行为方式，如“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他反对丧宴上的大吃大喝。“（孔）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子见齐衰（zīcuī，丧服）者……虽少，必作；过之，必趋。”即见到穿丧服者，哪怕是小孩，也必作礼；过其身边时则碎步快走，均示哀悼、尊敬之意。若是自己乘车碰上了，则见“凶服者式之”。式者，轼也，车上作扶手用的前横木，即身体前倾凭栻以示哀悼。在孔子儒家看来，丧事是一件极严肃极庄重的大事，决不能敷衍塞责。在丧事的哀和礼上，孔子更强调心哀，而反对形式主义乃至矫揉造作的礼，《礼记·檀弓上》：“……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
孔子对丧葬的铺张、虚浮深恶痛绝。就是说，按规范（“礼”）办理丧事，过多的外在形式实属无益。孔子晚年有一次病重，子路等一班弟子认为他不行了，私下按诸侯的丧葬规格组织了一个治丧班子，只等老师咽气就大办丧事。不料孔子又奇迹般地痊愈，知道后大发雷霆，痛骂子路专好弄虚作假。还说，就你们这些学生给我办丧事不就行了吗？虽然不能（像诸侯的丧事那样）热热闹闹，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我的尸体就会被抛到路上去吗？孔子七十而丧独子，“有棺而无椁”，丧事从简。最得意弟子颜回31岁而亡，孔子尤为伤心，号啕大哭，却又反对弟子们的厚葬主张。弟子们仍厚葬了颜回，孔子反复申明：“这不是我的主意。”似乎唯恐担负“非礼”的恶名。孔子一生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当时，商周以来的人殉之风犹存，但已遭到反对，于是有泥俑或木俑代替品作为陪葬物。孔子不仅反对残忍的人殉，而且连俑殉也反对，因为它像人（大约有损人的尊严），气愤地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
孔子还主张办丧事时哭泣、祭祀都要有所节制。哭泣并非哭得越凶越好，而是“哭踊有节”。后世劝人时所谓“要节哀”即源于儒家的这一观点。祭祀应有时，《礼记》：“祭不欲数（次数太多），数则烦，烦则不敬。”并不要乱祭不相干的对象，《论语·为政》：“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典籍上从没有过孔子鼓吹隆丧厚葬的言论，也未有过某人大办丧事而被孔子誉为孝子的，更未有过某人在丧事上未大肆风光而被孔子谴责为“不孝”等记载。即便孔子去世，弟子们给他治丧，并守丧三年（子贡守六年），他们所体现的也只是对老师的敬意、哀悼乃至留恋，亦无隆丧厚葬之举。
子路曾大发感叹：“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孔子反驳他：“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敛首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礼记·檀弓下》）郑玄注：“还犹疾也。谓不及其日月。”就是说，虽贫，即便喝豆粥、饮凉水，能尽心抚养，无伤于孝；死后能尽力，虽贫，速葬而无椁，亦无伤于礼。否则，虽奢华，不能称其礼。并说：家中丰实的不要越礼而葬；家中贫困的，只要衣衾能遮盖住身体，殓毕即葬，“人岂有非之者哉？”（同上）宋国的桓司马为自己准备石椁，三年还没有完成，孔子闻，颇为愤慨：“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儒家将丧葬礼仪纳入了其塑造理想人格和社会治理的伦理、政治总框架中，从个人言，它是推行“孝道”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社会言，则是“慎终追远”，强化代际、家庭（族）内部的凝聚力，以图推进社会治理。儒家只是“崇尚丧葬”，绝非主张“隆丧厚葬”，这应予以严格区别。
一般而言，崇尚丧葬是农业民族的嗜好，而隆丧厚葬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传统风俗则是由上述大农业社会条件所促成的，和儒家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据考古资料表明，中国古代至少从殷商时代就已隆丧厚葬成风，从已挖掘的殷墟（今河南安阳）的商王和商贵族的墓葬群看，都是极尽排场，奢侈无比。在当时生产力仍极端落后的情况下（铁器还未出现），如此排场该要动用多少人力物力！此时离孔子出世还有1000多年。按照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观点看，中国古代社会的隆丧厚葬之风的深厚根源不应从理论上去寻找，而应该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全部生活条件中去寻找。据上述讨论，就是要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地理条件、经济内容、人的状况、社会结构等条件中去找。即使没有儒学，这一风俗嗜好也会以其他的名目出现。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那些声名卓著、学有所成的真正的大儒从未赞同或实行过隆丧厚葬，相反，他们对此持反对态度。如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北宋名相欧阳修就提出“养不必丰，要于孝”“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见欧阳修：《泷冈阡表》），这就是后世著名的“厚养薄葬”主张之由来。而那些醉心于厚葬者，必非真正的儒家信徒，他们不过是一群打着“孝”的幌子而追求世俗虚荣、借此炫耀的名利之徒而已。这类人古已有之。《盐铁论·散不足》中就记载了西汉中后期豪富之家的“丧事燕饮”，甚至“歌舞俳优，连笑伎戏”。恐怕谁也不能承认他们是什么儒家人物。汉武帝晚期以后，社会的隆丧厚葬之风愈演愈烈，一直到西汉王朝覆亡，而这正好就是社会日益奢靡腐败，儒学对人们的控制力渐趋废弛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殡葬反映了一个社会道德的一般状态。在中国历史上，社会道德的每一次沦丧都将儒家“崇尚丧葬”推到了极端，成为矫揉造作的隆丧厚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