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居丧守制

秦是短命王朝，重法（家）轻儒（家），倡“刑名之教”“以吏为师”，推行严刑酷法以治理天下，因而无居丧之说。

由于数百年的战乱，尤其是秦末以来频繁的战争，汉初，已是天下疲弊，民不聊生，社会亟待恢复，故汉初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丧事也倡节俭。孝文帝临终下薄丧诏：“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丧）服（从吉），无禁娶妇嫁女祠礼饮酒食肉。”文帝自崩至葬凡7日（按：西周礼，天子殡七月），葬霸陵。宫中服丧仅36日，除服，恢复正常生活。大臣也不为皇帝行三年之丧（《汉书·文帝纪》）。汉文帝诏令短丧、简丧、免臣民及皇室三年之丧，将守制之礼定为36日，故后世说汉文帝“以日易月”（3年有36个月之名）。这对西汉影响极大，西汉一朝少有为父母服三年丧者。

汉武帝（前140～前87年在位）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儒学成为国学，汉家推行“以孝治天下”，儒学遂盛行于天下，但仍未规定过“三年之丧”，即便郡县举孝廉、贤良方正也无此要求。西汉成帝时（前32～前7年在位）丞相翟方进，封高陵侯，食千户，孝后母甚恭。后母死，“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颜师古注：“汉制自汉文帝遗诏之后，国家遵以为常。……方进自以大臣，故云不敢逾制。”这表明，汉文帝倡导的36日丧期无形中已成为西汉服丧的一种制度，为父母的三年之丧已被废除。武帝时公孙弘“养后母孝谨，后母卒，服丧三年”（《汉书·公孙弘传》），为仅见之事。公孙弘是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国策后的第一任儒生宰相，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儒生宰相。

此外，为君主服三年丧就更不现实。在“亲贵合一”“世卿世禄”的三代宗法制国家时代，族长即国君，他同时是祖父或伯父、父亲等，为国君服三年丧就是为族内尊长服丧。进入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国家，天下臣民数千万，民族众多，风俗各异，要几千万不同民族的人为皇帝服丧是不可能的，且太平时代又多短命皇帝，因此为君主服三年丧只是形式而已。

西汉进入成帝（前32～前7年在位）、哀帝（前6～前1年在位）两朝，国运已呈末世，土地兼并日甚，豪门富贵之家竞相奢侈，民风浇薄，人心不古。为矫风俗、厚人心，一些对社会有责任感的儒者渐鼓吹三年之丧。成帝时，丞相范宣后母卒，其弟临淄令范修去官服丧，范宣说，现在很少有人服三年丧了，劝阻之，以致争执。后范修还是服了三年丧，并由此兄弟不和。

哀帝时，西汉国家始倡三年之丧，诏曰：“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其他人不在其列。颜师古注：“宁谓处家持丧服。”“予”即准许，于是，博士申咸上书攻击范宣“不行丧服，薄于骨肉”，连带以前的“不忠不孝”等罪名，并建议剥夺其列侯封号，赶出朝廷（《汉书·范宣传》）。这是中国历史上为居丧而在朝廷引发的第一次争执，并和朝廷的党争搅到一起。

成帝时，河间惠王刘良，母王太后死，服三年丧。哀帝即位，立即予以褒奖，诏曰：“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其益封万户。”（《汉书·哀帝纪》《汉书·景十三王传》）如此表彰，也说明当时这一行为尚不普遍，而朝廷意在大力推广。“（刘茂）少孤，独侍母居。家贫，以筋力致养，孝行著于乡里。及长，能习《礼经》，教授常数百人。哀帝时，察孝廉，再迁五原属国候，遭母忧去官。服竟后为沮阳（今北京到张家口一带）令。”（《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哀帝时南阳太守原涉，父死，“时又少行三年丧者”，原涉不受官府的丧葬费，并“行丧冢庐三年，由是显名京师”。居丧毕，推荐他做官的络绎不绝，“衣冠慕之辐辏”《汉书·游侠原涉列传》）。正由于少，难能可贵，故世人敬仰。不过，此时西汉王朝已日薄西山，不久就为王莽的“新朝”所取代了。

王莽执政时始盛倡三年丧制。哀帝20岁即位，26岁崩；继位的平帝是一个9岁的娃娃，王莽取得了摄政权。5年后“十二月平帝崩，莽征明礼者宗伯凤（宗伯凤，人名）等与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者皆服丧三年”（《汉书·王莽传》）。六百石俸禄相当于县官，即全部国家官员都必须为亡父母服三年丧。（若理解为替平帝服丧三年，就似乎有些不现实。）实际的执行情况，史载不详。王莽立了一个2岁的娃娃子婴为皇太子，自己为“假皇帝”（代理皇帝）。公元8年，王莽母死，王莽正忙于巩固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随便找了一个借口，而令自己的孙子新都侯王宗“服丧三年”。

公元9年，王莽完成了“篡汉”的全部准备工作，便正式宣布代汉，成立“新”朝。公元13年，文母皇太后崩（汉元帝的皇后，王莽姑母），王莽将她与元帝合墓，“（王）莽为太后服丧三年”。不过，王莽时期并未制定过“三年之丧”的法制，而只是“盛倡”而已。

王莽承西汉末世之弊，欲挽将分崩之天下，拯已沉沦之民风，亲自带头力倡节俭，并大力推行三年之丧……然大厦将倾，非独木可支，最终引得天怒人怨，仅15年便在农民起义和刘氏宗室的双重打击下土崩瓦解，王莽自杀（23年），短命的新朝灭亡。刘秀重建汉帝国，史称东汉（25～220年）。王莽新朝在“正史”上不被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