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后历朝禁止火葬的方式以及民间火葬禁而不止的现象
从唐代韩愈率先反佛，至宋代“理学”兴起，佛教在中国逐渐失势，火葬也连同佛教一起遭到正统的士大夫们愈来愈强烈的反对。
唐律曾设《残害死尸》条文，规定：若焚烧、肢解尸体，按照斗杀罪减一等处刑。斗杀罪有处死刑、流刑，毁坏死尸仅比这些刑罚减一等治罪，这还只是针对平民的处治，自然是相当重的。若子孙毁坏缌麻服以上尊长尸体，则完全按斗杀罪处刑，有杀身之祸（《唐律疏议》卷十八）。政府以比照杀人罪禁止毁坏尸体，尤其是直系尊长的尸体，火化先人被视为有违人伦的“不孝”行为。
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曾下诏严禁：“近代以来，率多火葬，甚愆典礼，自今宜禁之。”这是北宋建国的第三年，宋太祖下诏，针对民间火葬非常普遍，即它是唐、五代时期流行而来的，政府开始反对这一葬式。开宝三年（970年）十月宋太祖又诏令开封府：“禁丧葬之家不得用道、释威仪及装束异色人物前引。”佛教自南北朝时期以来已深深地介入了民间的丧葬事宜，如超度亡灵、设斋、出殡等，其中包括佛教所推崇的火葬。这表明，佛教以及道教对民间风俗影响甚大。李唐王朝为神化自己的世系，曾以老子李聃为始祖，道教也曾一度大盛。此时，国家欲重崇儒家的独尊地位，故一并予以严禁。
由于火葬简单、节俭、卫生，又不占地，它在民间禁而不止，到两宋时民间的火葬仍相当盛行，尤其是东南（今浙江、江苏）、河东（今山西）一带地狭人众，火葬之风更盛，很多地方均设有化人亭。
《宋史·礼志二十八·士庶人丧礼》：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监登闻鼓院范同上奏：“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唯恐不至，死则燔爇（ruò）而捐弃之，何独厚于生而薄于死乎？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识者见之动心。……河东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方今火葬之惨，日益炽甚，事关风化，理宜禁止。”并建议各州县设立“义地”使贫无葬地之民能够葬亲，“仍饬守臣措置荒闲之地，使贫民得以收葬，少裨风化之美。”宋高宗批准了他的请求。这是从火葬有伤“孝道”、维护儒家文化传统的角度来反对火葬的。次年（1158年），户部侍郎荣薿上言，说：置义冢确为善政，但“吴越之俗，葬送费广，必积累而后办。至于贫下之家，送终之具，唯务从简，是以从来率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势难遽革”。即由于殡葬及棺木等费用太巨，贫穷之家葬不起。又说：由于人口增长，州县的土地有些紧张，即使城郭外附近之地，也多系有主之地，官府很难得到，“既葬埋未有处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因而建议“除豪富士族申严禁止外，贫下之民并客旅远方之人，若有死亡，姑从其便”，待将来有了“荒闲之地”再处置。宋高宗觉得确实如此，也同意了他的看法。于是，在部分人中禁止火葬，而对另一部分人则听其自便。
江苏吴县，城外西南一里有一个通济寺，内设焚化亭，景定二年（1261年），亭子为风雨所摧毁，寺僧要求官府重修，吴县县尉黄震坚决反对，写有《乞免再起化人亭状》，其中讲道：“本寺久为（专设也）焚人空亭约10间以罔利（谋利），合城愚民悉为所诱，亲死即举而付之烈焰，余骸不化，则又举而投之深渊。哀哉，斯人何辜（辜即罪），而遭此身后之大戮邪？”并认为是那些被火化者的“冤魂”告了状，“皇天震怒”，才致使该亭被毁的；“人之焚其亲，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岂可再造！（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五·火葬》）这里，不仅是火化，连骨灰都不要，扔到水里了事。该亭是否再修，未见记载。大体上，宋代南方的江浙闽一带火葬最盛；此外江西、广东、湖北、湖南，四川的成都一带也有火葬之风。
宋朝简直是在和火葬之风作“坚决”斗争。但遇到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一是贫民无钱安置亲人；其二是土地紧张，许多地方已难找到可安葬之地。再加上火葬有简单、节俭的优势，故相当多的地方在数百年间奉行火葬不衰。
元朝火葬仍非常兴盛。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就记载了中国四川、宁夏、河北、山东、江苏、浙江一带的火葬习俗。元人熊梦祥《析津志》载：“城市人家不祠祖祢（即不祭祖，佛教之俗），但有丧孝，请僧诵经，喧鼓钹彻霄。买到棺木，不令入丧家，止于门檐下。候一二日即舁尸出，就檐下入棺。抬上丧车，即孝子扶辕，亲属友人挽送而去，至门外某寺中。孝子家眷止就寺中少坐，一从丧夫烧毁。寺中亲戚饮酒食肉，尽礼而去。烧毕，或收骨而葬于累累之侧者不一。孝子归家，一哭而止。家中亦不立神主。若望东烧，则以浆水、酒饭望东洒之；望西烧，亦如上法。初一、月半，洒酒饭于黄昏之后。”《郑氏规范》中有一条“勿用火葬”的家规，并允许无地的人埋在他家的义冢里，这也反映了浙江火葬的情况。
北京也是当时火葬兴盛的地方之一，“北京路百姓父母死，往往置以柴薪之上，以火焚之。”（《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三十礼部·卷三·禁约焚尸》）对火葬风行之俗，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北京路同知高朝上言，表示反对。经礼部讨论，认为四方风俗不一，民族习惯不同，不能强行一致，建议把从军应役、远方客旅及色目人除外，汉人一律土葬（《续通典》十通本，1638页）。以此观之，元朝曾反对汉人风行火葬，但也未行得通。此时已是元朝行将崩溃的前10年，它对于民间的丧葬形式不会有更多的兴趣了。
在这里，儒家丧礼诸规定多不存。这也正是明、清两朝大肆重申儒家丧礼程序并以强制手段严禁火葬的历史前因。显然，两宋在这方面未能达到目的。明、清两朝继续奉行反对火葬，视之为“丧伦”“灭理”的行为而予以禁止，
明太祖于洪武三年（1370年）下令：“令天下郡县设义冢，禁止浙西等处火葬、水葬。凡民贫无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择近城宽闲地立为义冢。敢有徇习元人焚弃尸骸者，坐以重罪，命部著之律。”（《明通纪》；《双槐岁抄》）在《大明律·礼律》中专门有禁火葬父母的条文。
清人早期也实行过火葬。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清朝颁布丧葬则例，其中有：官民人等“有愿从旧制焚化者，听之”（《清世祖实录》卷38，五年四月辛未条）。这里允许官民火葬，是遵从满族旧俗。后来遵从汉俗才禁止火葬的。
《大清律》大体上继承了《大明律》关于禁火葬的规定：其从尊长遗言，将尸体烧化或弃置水中，杖100；若私自火葬或水葬父母，按杀人罪论死刑；并增加了一条：“八旗、蒙古丧葬，概不许火化。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归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姑听不禁外，他有犯，按律治罪。族长及佐领等匿不报，一并处分。”一般情况下，明清时期在各州县均设有义冢。
经明、清两代的严禁，火葬风气渐弱，但在一些经济较发达、土地比较紧张的地区仍相当流行，主要是东南一带。如明代茅瑞征《义阡记》：“火葬非制也。……惟是三吴之民，生惮其奉，死安其烬，无论窭人贫子，即家富千百金，而亲死委之烈炬以为常。……或谓吴俗地狭人稠与江北异。”明末清初昆山人（今属江苏）顾炎武在《日知录·火葬录》卷八十一中说：“火葬之俗盛行于江南，自宋时已有之。”从语气看，他生存的时代仍不乏火葬。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引《永康县志》说，浙江永康县有八项弊政，其一就是火葬。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浙江绍兴知府李亨曾列出十项“尤为风俗害者”，勒石严禁，其中一条就是“焚烧尸棺”（乾隆《绍兴府志·卷十八·风俗》）。这反映了绍兴一带当时仍流行火葬。同时期，浙江海盐举人吴文晖作《悯俗》诗，叙述当地火葬情景：孝子将棺椁抬到坟地，把棺材劈开，以此为燃料焚化尸体，“椁毁棺开速厝火，赫然焰起如流虹”。（张应昌辑《清诗铎》）
嘉庆道光年间，浙江嘉兴府桐乡县也有火葬的记载，当地人郑敬怀看不惯，说“忍心火葬到骨肉”（《清诗铎》）。
同治年间，高邮地区还规定：地保、邻右知有火葬而不告发，要“一体治罪”。如此连坐，大约表明那里的火葬情况很严重。
同治七年（1868年）翰林院侍讲学士钱宝廉针对浙江民间火葬的习俗，上书请示严禁，得到同治皇帝批准。在执行中，出现了《禁火葬录》一书，讲到“乡民无知，坚持蚕桑为重，营葬即有碍种桑之见”，故有“火葬之举”。还讲到同治年间，杭州、嘉兴、湖州一带人对已经土葬的亲人发冢开棺，把尸体烧化，曰“明葬”；如果尸体已腐烂，则烧棺材，曰“暗葬”；有的尸首僵化了，则用斧头劈开了烧化。火化时，请僧道念经，并宴请亲友（《禁火葬录》）。此类行为出于何一认知心理，不得而知。
此外，中原一些特殊情形也实行火化，如婴幼儿殇逝、无主尸体、传染病死亡等。
明清小说中也有火葬的描述。如《水浒传》中，武大郎死后，就送到“化人场”去化了。《红楼梦》第七十八回：晴雯死后，“王夫人闻知，便赏了十两烧埋银子。又命：‘即刻送到外头焚化了罢。女儿痨死的，断不可留！’他哥嫂听了这话，一面得银，一面就雇了人来入殓，抬往城外化人场上去了。”这些表明，明清仍有合法的化人场，处理一些特殊的尸体，但难保不烧化正常死亡者。
清入关后的顺治皇帝就是火化的（即清东陵的孝陵墓葬中并无遗体），但他的后人认为不光彩，含糊其辞地遮掩过去了。经近人考证才将此事弄清楚。（参见顾炎武《日知录·火葬》、冯尔康《古人社会生活琐谈·宋元明的火葬》、徐吉军《中国丧葬礼俗》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