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避讳用字的方法

当遇到须避讳的字时（这里指“国讳”和“圣人讳”），古人有如下几种处理方法。

一是改字法。如汉朝为避汉宣帝刘询讳，将先秦哲学家荀卿改为“孙卿”；“孙”与“荀”音谐而代之。陈寿为避司马懿讳，在《三国志》中将东汉并州刺史张懿改作“张壹”。唐高祖李渊祖父李虎，凡是称虎的地方均改为“武”或“猛兽”；《水浒传》称虎为“大虫”不知是否与唐人避“虎”讳有关。唐太宗李世民，唐朝之人将“民”改为“人”，士农工商“四民”称为“四人”。唐高宗李治，此后的唐人不能用“治”字，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中有“理乱不知”，其本意是“治乱不知”。

二是空字法。即将应避讳的字空而不书，写一个“□”，或写作“某”，或直书“讳”。如唐人撰《隋书》，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王世充为“王口充”，以致《隋书》在抄写翻刻过程中，有人误连成“王充”。《史记·孝文本记》载，文帝议立太子，“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此“某”即指汉景帝刘启。司马迁须避刘启之讳。

三是缺笔法。即对所避之字的最后一笔不写。如“丘”字写成“”。缺笔法被认为大约起于唐初。

上述只是中国古代避讳礼制的梗概，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避讳曾对古籍的整理造成相当大的混乱，后世研究古籍时多要留意古人是否由于避讳而在此改过字，因稍不留神就可能发生错误。对于避讳，近世多有研究者，兹不述。（具体内容参见《社会风俗三百题》“家讳”、《中国礼制风俗漫谈》“避讳浅说”等。）

周礼中，避讳尚不多，也容易回避，但后世越搞越烦琐，使得“避不胜避”。如《礼记·曲礼上》：“不避嫌名。”即不避同音字。后世同音字也避起来，《三国志·吴志》载：赤乌五年（242年）孙权立子孙和为太子，遂改“禾兴”为“嘉兴”。因“和”而避“禾”字。据考证，此为避嫌名之始。魏晋南北朝后，避嫌名之俗愈演愈烈，诸如，隋文帝父杨忠，兼避“中”；唐高祖父李昞，兼避“丙”；宋英宗赵曙，兼避“署、暑、薯、竖、属、赎、杼、澍、树、抒”等；清康熙帝玄烨，兼避“炫、弦、率、牵、兹、晔”等。这类近乎无聊之举无疑要给政治和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麻烦，稍不注意，便要身罹大祸。清乾隆年间大兴“文字狱”，江西有个举人王锡侯作《字贯》一书，犯了康熙、雍正的庙讳和乾隆的圣讳，乾隆帝大怒，认为“大逆不法”“罪不容诛”，因而杀了不少人。

上述避讳，一类是避生者讳，即当朝的皇帝、皇后等；二是避死者讳，如先帝、先后、先圣人等，此类避讳占绝大部分。为理解方便，称前者为“生避讳”，后者为“死避讳”，它与死亡文化相联系。必要的尊称是可以的，但过于讲究就走向了反面，变得越来越迂腐！

后世行文时，“讳”字用在死者的名字前表示对死者的尊敬，如《史记·高祖本纪》：“汉高祖讳邦，字季。”若直呼“汉高祖刘邦，字季”，就犯了大忌，有杀身之祸。人们在题死者的神主（即灵牌）时也用“讳”字以示尊敬，如“某公讳某某大人之灵位”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