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殉和人牲

西周继续推行人殉、人牲制度，但已趋于低落。在已出土的西周早期中小型墓葬中，大约只有不到1/10中有人殉，而且最多的一座墓中只有4人。考古发现的西周殉人墓有80多座，共殉人200多人。到西周晚期，中小型墓中几乎看不到人殉葬的现象。但迄今为止未找到西周诸王的墓，故王室墓葬的情况仍是不得而知。

春秋战国，人殉、人牲仍相当流行，晋、秦、齐、楚各国均有，而尤以秦国最盛。《史记·秦本纪》：“二十年，（秦）武公（前697～前678年在位）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按此说，秦君行人殉是从秦武公开始的，此时，周迁都去洛阳已近一百年了。《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秦穆公，前659～前621年在位），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又《史记·秦本纪》：“三十九年，（秦）穆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即《诗·秦风·黄鸟》篇。又1986年4月28日《光明日报》报道，秦公一号大墓的殉葬，据考证为秦景公墓（前576～前537年在位）。

战国时代，人殉及人牲之风仍存，《左传》《礼记》《战国策》《史记》《墨子》《吕氏春秋》等文献中均有记载。如《墨子·节葬篇》：“天子（诸侯）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如1975年发掘的属春秋晚期的两座莒国大墓，各有10个殓以木棺的殉葬者。湖北随县擂鼓墩发掘的属于春秋战国之交的曾侯乙墓，有21个殉葬者，均为青少年女子。此类资料甚多，兹不尽引。

但是，反对人殉、人牲派毕竟愈益占了上风。例如《左传·宣公十五年》（前594年）载：“初，魏武子（晋大夫魏颗之父）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魏）颗曰：‘必嫁是！’疾病（重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魏）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这里至少可以看出三个意思：殉葬之妇女一般是未生育的（否则就杀“人之母”，大不“义”）；魏武子临终交代以妾殉葬，说明人殉在当时的晋国已不是固定制度，而且颠三倒四，更表明这一行为的社会根基已不牢；魏颗说父亲病重时说的话是神志昏乱，因此还是按他清醒时说的办，将庶母嫁出去了，以“巧对”阻止了这一残酷行为，而又未背负“不孝”之罪名。

《左传·定公三年》：（前507年）邾庄公卒，“先葬以五车，殉五人”。杜预注：邾国这一次用人殉系当时邾庄公的遗命。孔颖达疏：“邾子好洁，以人为殉，欲备地下扫除。”亦是有交代才行人殉的。《战国策·秦策二》：“秦宣太后爱魏丑夫。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魏子（即魏丑夫）患之。庸芮为魏子说太后曰：‘以死者为有知乎？’太后曰：‘无知也。’曰：‘若太后之神灵（即聪明），明知死者之无知矣，何为空以生所爱，葬于无知之死哉！若死者有知，先王（宣太后丈夫秦昭王）积怒之日久矣，太后救过不瞻（即弥补过错都来不及），何暇及私魏丑夫乎？’太后曰：‘善’。乃止。”魏宣太后临终约在公元前261年，此前一百余年，秦国便已下令废除过人殉，《史记·秦本纪》：“（秦）献公元年（前384年），止从死。”秦国地处西陲，落后于中原各国，此时也终于废除了这一野蛮的制度。但间断的人殉似仍存在。不过，这里已承认“死者无知”，而导致原始殡葬得以产生的基本认知前提就正是灵魂不灭观念亦即“死者有知”。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牲，主要以献俘祭为主，大规模杀戮以祭神的行为似已敛迹。如《左传·僖公十九年》：（前641年）夏，“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这里是宋襄公派遣邾国之君将不听话的鄫国之君拿来祭社神，为了管制东方之夷。《左传·昭公十年》：（前532年）“秋七月，（鲁）平子伐莒，取郠，献俘，始用人于亳社。”又昭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师灭蔡，执蔡世子（太子）有以归，用之。”杜预注：“用之，杀人以祭山。”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牲行为在《左传》《史记》中亦时有记载。

儒家倡“仁义”之说，故对人殉、人牲持强烈的反对态度。《礼记·檀弓下》载：齐国大夫陈子车死了，其妻和家大夫“谋以殉葬”。决定后，其弟陈子亢回来了，闻后，说：“以殉葬，非礼也。”并说，非要殉的话，死者的妻子和宰（即家大夫）是最合适的人选了。此事才放弃。又载：陈乾昔临终，嘱兄弟及儿子，将二婢殉葬。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礼，况又同棺乎！弗果杀。”儒家把殉葬上升到“非礼”来反对殉葬行为。《礼记·檀弓下》：“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即，用草扎成人、马作一种象征还是可以的，以木俑、陶俑殉葬不仁，雕得越逼真就越近于用活人殉葬。《孟子·梁惠王上》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即，最先做人俑以殉葬的那个家伙大概会断子绝孙吧，因为俑太像人了！不过，后世仍时有以人俑或陶俑殉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