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居丧守制
东汉建立，刘秀取消了王莽曾盛倡的3年丧制，“光武皇帝（即刘秀）绝告宁之典”。“告宁”即官吏告假居丧，刘秀予以废止。（《后汉书·陈忠传》）东汉历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到安帝13岁即皇帝位（107年）时，王朝由盛而衰，进入后期，民风、朝政都每况愈下，居丧守制于是又被朝廷提出，试图以此矫正风俗，并为此爆发了一场辩论。
此时邓太后临朝称制。西汉以来，“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由是内外众职并废丧礼。元初（东汉安帝年号，114～120年）中，邓太后下诏长吏以下不为亲行服者，不得典城选举。时有上言牧（即刺史，州长官）守（郡长官）宜同此制，诏下公卿，议者以为不便。（理由是：“二千石守千里之地，兵马之重，不宜去郡。”）刘恺独议曰：‘诏书所以为制服之科（科条、准则）者，盖崇化厉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师，职在辨章百姓，宣美风俗，尤宜尊重典礼，以身先之。而议者不寻其端，至于牧守则云不宜，是犹浊其源而流清，曲其形而欲景（影）直，不可得也。’太后从之。”（《后汉书·刘恺传》）于是，“元初三年（116年）有诏，大臣得行三年之丧，服阕（què，停止）还职。”“初听（接受）大臣、二千石行三年丧。”注：“文帝遗诏以日易月，于后大臣遂以为常，至此复遵古制也。”同时，有正在军屯、替政府服劳役而祖父祖母（“大父母”）去世未满三月者，免劳役，“令得葬送”（《后汉书·安帝纪》）。这是东汉正式推行三年之丧。
公元121年邓太后崩。随后朝廷又爆发了“三年之丧”的大辩论，此事载于《后汉书》卷四十六。尚书令祝讽、尚书孟布等为一方，认为：“孝文皇帝定约（简也）礼之制，光武皇帝绝告宁之典，贻则万世，诚不可改。宜复建武（刘秀年号）故事。”尚书陈忠为另一方，他上疏大辩“三年之丧”的必要性：
“臣闻之《孝经》，始于爱亲，终于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贵贱，其义一也。夫父母于子，同气异息，一体而分，三年乃免于怀抱。先圣缘人情而著其节，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丧，君三年不呼其门……周室陵迟，礼制不序……不得终竟子之道者，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萧何创制，大臣有告宁之科，合于致忧之义（此事未见于《汉书》）。建武之初，新承大乱，凡诸国政，多趣简易，大臣既不得告宁，而群司营禄念私，鲜循三年之丧，以报顾复之恩者。礼义之方，实为凋损。……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乎掌。’臣愿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甘陵为安帝母陵，在洛阳北），揆度臣子之心，则海内咸得其所。”
此疏言辞恳切，声情溢于纸上，核心是儒家的“孝”，目标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以达于社会治理。辩论的结果是：“宦竖不便之，竟寝（废也）忠奏而从讽、布议，遂著于令。”废三年之丧并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布告天下，邓太后的复西周“古制”的措施仅推行5年便告终。
桓帝（147～167在位）时又作了一番复3年丧“古制”的努力。永兴二年（154年），司空掾赵岐“议二千石得去官为亲行服，朝廷从之”。于是，二月“初听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服”。刺史和太守（二千石）均系国家高级官吏。永寿二年（156年），“春正月，初听中官得行三年服”。注云：“中官，常侍以下。”系皇帝身边服侍人员，除宦官外，两汉多由高级官吏的子弟担任。延熹二年（159年），“三月复断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后汉书》的《桓帝纪》《赵岐传》）。这次尝试也只行了5年，旋即失败，大约是在朝廷中遇到了阻力。桓帝延熹九年（166年）郎中荀爽对策，洋洋洒洒，又一次大谈三年丧的重要性：
“……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夫丧亲自尽（哀），孝之终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丧，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称火德者（汉朝自称火德，重孝行）。往者孝文劳谦，行过乎俭，故有遗诏以日易月。此当时之宜，不可贯之万世。古今之制虽有损益，而谅阴之礼未尝改移，以示天下莫遗其亲。今公卿群僚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丧不得奔赴。夫仁义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应乎下。《左传》曰：‘丧祭之礼阙，则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众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极哀之意）者，必也亲丧乎！’《春秋传》曰：‘上之所为，民之归也。’夫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故加刑罚；若上之所为，民亦为之，又何诛焉？若丞相翟方进，以自备宰相，而不敢逾制。至遭母忧，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礼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丧三年不呼其门，所以崇国厚俗笃化之道也。事失宜正，过勿惮改。天下通丧，可如旧礼。臣闻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礼义备，则人知所措矣。夫妇人伦之始，王化之端……”
言之切切，反映了东汉末朝野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
但是，东汉社会已是危机四伏，贪官污吏横行，豪强武断乡里，各地农民骚动频繁，国家已是摇摇欲坠了。公元184年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黄巾起义，接着是群雄割据，东汉王朝事实上已不存在了。
大体上，两汉无三年丧制，只是每逢王朝末期，朝廷在高级官吏（二千石以上）中大力提倡，但都失败了。从这里，我们可看出这一关系：当社会的稳定性受到破坏、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被严重削弱时，或说，通过正常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活动达到社会治理有困难时，统治者就总是力图以“三年之丧”的孝文化作为辅助手段来挽救危亡，而东汉比西汉更希望仰仗这一手段达到目的。这一“模式”对尔后各朝代影响很大。
尽管两汉对此无法制规定，但东汉（25～220年）一朝居三年丧者仍然相当普遍，《后汉书》中多有记载。如：
皇室成员有之。东海孝王刘臻母卒，与弟刘俭一同居丧三年，顺帝特制诏褒扬，称：“能克己率礼，孝敬自然，事亲尽爱，送终竭哀，降仪从士，寝苫三年。……夫劝善厉俗，为国所先。”“增封臻五千户，俭五百户。”（《后汉书》卷四十二）济北惠王刘次，九岁丧父，居丧二十八月（超过25个月的规定），且：“父没哀恸，焦毁过礼，草庐土席，蓑杖在身，头不枇沐，身生疮肿，谅阴二十八月。自诸国有忧，未之闻也，朝廷甚嘉焉。”建和元年（147年，恒帝年号）梁太后下诏褒扬，同时“赠封五千户”（《后汉书》卷五十五）。
公卿有之。灵帝时太傅胡广，年八十，“继母在堂，朝夕瞻省，傍无几杖，言不称老。及母卒，居丧尽哀，率礼无衍”（《后汉书》卷四十四）。
或居官则去职，“（陈蕃）初仕郡，举孝廉，除郎中。遭母忧，弃官行丧”（《后汉书》卷五十六）。东汉辞官居丧者甚多，《后汉书》多有记载。
授官则不到任。顺帝时，邓甫德“召征为开封令”，丧母，遂不赴任（《后汉书》卷十六）。
下及不在位的士人。鲍昂，“有孝义节行。初，（父）德被病数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缓带；及处丧，毁瘠三年，抱负乃行；服阕，遂潜于墓次，不关时务”（《后汉书》卷二十九）。
虽女子亦行之。《后汉书》卷十上《皇后传》：汉安帝母邓太后，东汉开国功臣大将军邓禹孙女，为少女家居时，父死，居丧三年。
东汉居三年丧者甚众，杨树达先生《汉代婚丧礼俗考》一书中开列了一长串名单。邓子琴先生遗著《中国风俗史》亦多考证。而且还有：当时未得服丧，事后追服的；有伯父丧去官服丧的，为祖父母服丧去官的；为叔父服丧去官的（《隶释·七《荆州刺史度尚碑》云：除上虞长，以从父忧去官）；有兄长丧去官的，等等。
服丧是两汉“以孝治天下”的“德治”政治的一部分。两汉士人重名节，欲交游天下名士，或仕进，或学问，多恐为“不孝”所累，于是，三年之丧就成为士大夫标明自己真儒者身份的必修“功夫”。不过，它尚未成为法制，可视为当时士宦文化的一部分。
以此，我们可看出当时社会风气的一般趋势：从西汉末期开始，人们正在逐渐接受三年之丧这一观点；到东汉时便已相当普遍了。朝廷、官府则褒奖之，民风亦崇敬之。显然，这一推崇和当时社会风气的颓废相关，因难以达到的道德高度而受人敬仰。
但是，由于朝廷并无法制规定，不居丧者也不受追究，但多受人鄙视。如东汉庄帝永平（58～75年）初，朝中邓衍“容姿趋步，有出于众”，皇帝非常喜欢他，“特赐舆马衣服”，屡加官。虞延却说他“虽有容仪而无实（德）行”，很鄙视他。后邓衍“在职不服父丧。帝闻之，乃叹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信哉斯言。’衍惭而退，由是以延为明”（《后汉书》卷三十三）。
东汉国家丧仪中，皇帝死，称“大丧”，丧期及官员居丧仍依西汉文帝之制，为36日（《后汉书·礼仪下》“大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