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贵戚之家趋简的殡葬观

东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献帝到许昌，此后东汉的25年间实际上是曹魏政权。如前述，建安十年（205年）曹操“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

西汉末，长安诸帝陵及豪富家之墓多遭破坏或挖掘；东汉末，情况又差不多。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帝王贵戚之家的墓葬产生了深远影响。《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三》引《魏略》载：郝昭以千余人镇守陈仓，抗击诸葛亮数万人的进攻达20余日。魏明帝亲自引救兵至，围解，赐列侯。后病重，“遗令戒其子（郝）凯曰：‘吾为将，知将不可为也。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汝必殓以时服。且人，生有处所耳，死复何在耶？今去本墓远，东西南北，在汝而已”。他从军多年，久历战阵，多次挖墓取木做攻战之器械，当然知道只有大墓中才有如此大的木料。天下大乱，活人都顾不过来，挖墓就小事一桩了。因而，他嘱儿子轻殓薄葬，只穿平时的衣服就行，并不要葬在本墓中，而埋于东西南北任一方向。这是以亲身经历倡薄葬，亦反映当时贵戚阶层的殡葬观。

曹操临终，“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戌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据说，曹操疑冢有72处，人莫能辨。

魏文帝曹丕于黄初三年（222年）为自己作寿陵时，有一篇关于简丧薄葬的制令，说：葬者藏也，只要见不到遗体就行了，死者“无痛痒之知”，用不着那么铺张。“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即泥车）、刍灵（草扎的灵物）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指饰珠玉的短衣）玉匣，诸遇俗所为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他还担心儿子及臣下私自厚葬他，并威胁说：“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本）在尚书、秘书、三府。”（《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这大体上反映了魏晋时期帝王及贵戚之家的殡葬观，他们对两汉时期曾盛极一时的隆丧厚葬没有兴趣了，而且多行秘葬。比如，考古工作者迄今也未发现魏、西晋时期的帝陵。北朝（420～589）时期，北方逐渐稳定下来，墓葬也较从前受到稍多的重视，但仍无法同两汉时期相比。比如北周武帝时还在严禁立墓碑，并铲除墓碑，墓前不立碑及石象生，坟墓自然就无法显出其雄壮的气派。

南方较为平静，南朝历东晋、宋、齐、梁、陈五朝（合三国的东吴，史称“六朝”），均建都南京。但大约受佛教影响，民间丧事亦多从简。据《南史·梁书·徐勉传》载：“时人间丧事多不遵礼，朝终夕殡，相尚以速。”“送终之礼，殡以期日”，即一天内就殓而葬。并说，豪富之家有半天就殓而葬的，“衣衾棺椁，以速为荣”。侍中（相当于宰相）徐勉上疏表示反对：“请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殓。如有不奉，加以纠绳。”“诏可其奏。”即停三日为妥，因为死者有可能系假死。这可看出当时江南民间风行简丧薄葬。

南朝帝王陵及贵戚之家的墓葬则较多地保留有两汉之余韵。如南京“有一些陵墓上设置的大型石雕还保留至今。对这些石雕，新中国成立以后采取了保护措施。1960年以来，在这一地区陆续清理发掘了一些大型的东晋南朝墓葬，可以推定是当时的王陵”（《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五章第二节《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1984年版）。尽管如此，它与两汉隆丧厚葬的高潮时期相比，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大体上，魏晋南北朝对殡葬的兴趣变淡，考古挖掘也证明了这一点。但绝不是说，这一时期就没有殡葬活动了，殡葬仍然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仍有一部分人在遵守儒家丧礼而居丧，只是不如两汉时期那般热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