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中国“新青年”的生死观
“五四”前后，继承了国民革命精神的那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开始重振雄风，正是他们引导了中国的未来。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救国方案”的大讨论，各种学说，诸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政治救国”等相互争论不休，思想领域一时热闹非凡；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的输入又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1917年1月，蔡元培先生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一扫北大种种陋习，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转移到北京。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各地有志青年都积极行动起来，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的革命家就是在这一思想运动中成长起来的。
1913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5年半，这是他生死观形成的决定性时期。有关他这一时期的资料不多，在他上井冈山以后，他早年的读书笔记因韶山本族人惧怕迫害而付之一炬，当时仅被抢下一本笔记和一本课本；另外他第一师范的一位同学保留下一本《伦理学》课本，书中空隙处有毛泽东读书笔记1万多言。这些以及求学时代发表的不多的文章和同时代人的一些回忆便成了研究毛泽东早期生死观的资料。通过他，我们大体可以窥到那一时代中国新青年们的心理素质和品格。
1911年春，毛泽东挑着行李离开家乡去长沙求学，临行前，他抄了一首诗送给舅表兄文鉴泉和文运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表达了他少年时期立志要成就一番伟业的雄心壮志。几经辗转，他才入一师学习。
1915年5月，毛泽东悼一师同学易咏畦（同年3月病逝）挽联云：“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这些构成他早期的生死观。“役”，意作为、事务。所谓“自信人生三百年，会当水击八千里”。也由于同窗的英年早逝，毛泽东后来大力倡导体育锻炼，并身体力行，冬天用冷水洗浴，夏天在烈日下暴晒（名曰“日光浴”），在大雨中行走（名曰“雨浴”）等。他在《体育之研究》中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魂”，于今天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一夜，暴雨、雷电交加，毛泽东遍身湿透来到蔡和森家，原来他刚从岳麓山巅跑下来。他说，他是想体验《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那句话的情味，并借以锻炼自己的胆量。
1919年11月，长沙城内的赵五贞女士因反抗父母包办婚姻而自杀于花轿之中，引起社会舆论强烈的反响。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一连发表了十篇文章讨论此事，其七为《非自杀》，讨论自杀问题，并反对自杀。因为，第一，吾人是以求生存为目的的，不应当反其道而求死，所以“非自杀”。第二，应主张与社会奋斗，争回失去的希望，奋斗而死则是“被杀”，不是“自杀”。毛泽东以“有人格的得生”为生命的第一价值，以“奋斗被杀”为第二价值，屈服为最次选择，认为赵女士自杀，只在“人格保全”上有“相对”的价值。
他力主不惮劳苦，要有朝气。笔记本上这样写道：“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在那本笔记本上，毛泽东写道：“语曰：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天下生者，仁人为之除其痛苦，图其安全也。）”毛泽东一生确实履行了他的人生诺言。在一师的同学还记得他那时在日记本上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并有“谭浏阳（即谭嗣同）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一类豪言壮语。那一代热血青年大都有理想，重气节，并且不怕牺牲，敢于舍弃一切！
当时走上“政治救国”道路的青年群体继承了儒家“入世主义”的“兼济天下”的传统，对国家、民族怀有崇高的责任感和深厚的忧患意识。1918年，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前夕，曾赋《少年行》一诗以明志，其中有：“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乡国骚扰尽，风雨送征船。世乱我自治，为学志转坚。”这就是“五四”前后中国“新青年”的精神世界。正是他们的首先奋起，才造就一个崭新的中国。
中国之不亡，还能屹立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实有赖于代有精英之辈出。他们艰苦奋斗，默默工作，不计名利，不怕流血牺牲，我们这些炎黄子孙至今还在享受着他们的余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