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风水术之荒谬
在中国学术史上，风水理论是被弄得最扑朔迷离的一个领域。所谓风水专家为神化自己，极力借重远古圣王，诡称自己得高人秘籍和亲传，各门派之间也互相封锁，“唐宋时人，（风水家）各有宗派授受，自立门户，不相通用”（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卷十三），故意将事情搞得玄而又玄，神乎其神，到最后甚至连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史记·日者列传》中，司马迁说他为郎官时，“汉武帝时，聚会占（卜）家问之，某日可取（娶）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人取于五行者也。”于此，可见当时相时日门派之多，各人所得结论截然相反，求汉武帝裁决，他也只好“以五行为主”，因为当时五行理论与西汉国家政治最为紧密。看来，要清理风水家的观点，也只能留给专家去做了。
郭璞虽被后世尊为相墓理论之祖，但他本人的下场并不妙。东晋初，大臣王敦谋反，命郭璞占卜，郭璞占卜的结果老是不利，王敦怒而杀之。这也说明当时人对占卜颇有些玩世不恭。故宋朝反对风水术者嘲笑郭璞：“璞未几为王敦所杀，若谓祸福皆系于葬，则璞不应择凶地以取祸；若谓祸福有定数，或他有以致，则葬地不必择矣。呜呼！璞自用其术尚如此，况后遵其遗书者乎。”至于什么地形用什么名称并配给什么人纯属风水先生所臆断，如历代帝王无不请过风水“高手”勘验皇家陵地，但仍统统未能逃脱亡国之下场。不过，这还是较复杂的风水理论，民间的风水先生则多粗俗不堪。《左传》云，“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相墓术乃安慰人生有疑问者也。
风水理论对历朝历代都有深远影响，唐宋以后尤如此。帝王之家为保帝王之气永存，在选择葬地时，都要经风水先生反复勘察，选“藏龙之地”。如明皇陵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均如此。明末农民起义时，崇祯帝就派专人去陕西米脂县破坏李自成的祖坟，以毁其“龙脉”。而农民起义军攻下凤阳时，也焚毁了朱氏祖先皇陵。乃至20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在赣南闽西闹得红红火火时，当时湖南省主席何健也曾派人去韶山毁毛泽东的祖坟，以坏其“龙脉”。足见祖坟风水理论对中国人心灵影响之深！
由于受相墓地术的影响，有些人因一时找不到能致“发达”的路径时，竟长期停柩不葬。北宋司马光说：“今《葬经》，旧题晋代郭璞撰，以为葬不择地及岁月日时，则曰子孙不利，祸殃总至，乃至终丧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终身，或累世犹不葬。”（《司马文正公家范》卷五）这些人妄图借此堪舆之举使子孙发达，以致择不出吉地和吉年吉月吉日吉时而累年停丧不葬。两宋之际的庄绰说，当时人对于安葬“信时日，卜葬尝远，且惜殡攒之费，另停柩其家，亦不设涂甓（pì，砖），至顿置百物于棺上，如几案焉”（《鸡肋篇》）。又要长期停丧不葬，又舍不得花钱，宁肯停柩于家，也不另修墙，竟将灵柩当案板用。为求风水而停柩不葬之弊俗直到清代仍非常流行，《儒林外史》第四十四回描写余氏两兄弟因为无钱寻找风水宝地竟将父母的灵柩停了十几年。后余大私了人命得了一百三十两银子，回家请风水先生寻了一块宝地。尔后在一位本家家里（即下面的“主人”）听本宗堂兄弟余敷、余殷两兄弟大谈风水宝地“理论”，虽文字稍多，但有趣，故兹录如下：
“吃了一会，主人走进去，拿出一个红布口袋，盛着几块土，红头绳子拴着，向余敷、余殷说道：‘今日请两位贤弟来，就是要看看这山上土色，不知可用得’？……余敷正要打开拿出土来看，余殷夺过来道：‘等我看。’劈手就夺过来，拿出一块土来，放在面前，把头歪在右边看了一会，把头歪在左边又看了一会，拿手指头掐下一块土来送在嘴里，歪着嘴乱嚼。嚼了半天把一大块土就递与余敷，说道：‘四哥，你看这土好不好？’余敷把土接在手里，拿着在灯底下，翻过来把正面看了一会，翻过来又把反面看了一会，也掐了一块土送在嘴里，闭着嘴闭着眼，慢慢的嚼。嚼了半日睁开眼，又把那土拿在鼻子跟前，尽着闻。又闻了半天说道：‘这土果然不好。’”
接着，那两位土“理论家”又大谈他们自己择的另一块风水宝地：
“‘我们替寻的一块地，在三尖峰。我把这形势说给大哥看。’因把这桌子上的盘子撤去两个，拿指头蘸着封缸酒在桌上画个圈子，指着道：‘大哥你看，这是三尖峰。那边来路远哩！从浦口山上发脉，一个墩，一个炮；一个墩，一个炮；一个墩，一个炮。弯弯曲曲，骨里骨碌一路接着滚了来。滚到县里周家冈，龙身跌落过峡，又是一个墩，一个炮，骨骨碌碌几十个炮赶了来，结成一个穴情。这穴情叫做“荷花出水”’。……余殷吃得差不多，拣了两根面在桌上弯弯曲曲做了一个来龙，睁着眼道：‘我这块要出个状元。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就把我的两只眼睛剜掉了！’主人道：‘那地葬下去，自然要发。’余敷道：‘怎的不发？就要发！并不等三年五年！’余殷道：‘偎着就要发！你葬下去，才知道好哩！’”
吴敬梓先生一支老辣之笔不动声色地将这两位风水先生胡诌乱侃的嘴脸刻画得出神入化。该书还有许多有关风水的谬论，兹不述。
清雍正皇帝对此曾予以严厉禁止。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二十四日上谕：“联闻汉人多惑于堪舆之说，购求风水，以致累年停柩，渐至子孙贫乏，数世不得举葬。愚悖之风，至此为极。嗣后守土之官，必多方劝导，俾得按期埋葬，以安幽灵，以尽子职。此厚人伦风俗之要务也。务各宜禀遵无忽。钦此！”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月又复欧阳永琦条奏，谕：“嗣后有丧之家及现在久停未举者，悉照定例，以一年为断。……倘有逾年停柩在家者，按律治罪。”吴敬梓便生活于乾隆年间，此风似并未煞住。这也并不妨碍清皇室大请风水先生选择帝陵风水宝地。
关于风水墓地将对子孙后代带来好处的风水术只是一些无聊的三四乃至五流“学者”所杜撰，它是将土地的“生育”功能予以无限制延伸想象的结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历来真正的儒家大师，如孔、孟、王充、司马光、王安石、张载、朱熹、王船山、顾炎武等以及司马迁、班固等一些大史学家等都对此不屑一顾。唐初大学者吕才著《叙葬书》，从7个方面驳斥风水论，其中说道：“《葬书》云：富贵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坟垅所招。然按《孝经》云：‘立身行道，则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易》云：‘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则泽及于无疆；苟德不建，则人而无后。此则非由安葬吉凶而论福祚延促。……此则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义四也。”（《旧唐书·吕才传》）司马光《葬论》也详述了“葬不必厚，葬书不可信”的道理，并现身说法：“昔者吾诸祖之葬也，家甚贫，不能具棺椁。”直到他父亲去世时才有能力置办棺椁，但仍是薄葬。但自己的兄长当年七十九了，以部一级官员退休，自己也六十六了，为皇帝贴身官员，“宗族之从仁者二十有三人。”此公一生立主修德，并要求“禁天下葬书”（《司马温公集》卷12）。
笔者曾数次观看一些民间的风水先生给人相墓地，他们多不识文墨，连阴阳八卦也搞不清楚，捡一本不知何人为赢利而匆忙油印的相地之书，装神弄鬼装腔作势地胡诌一通，专哄骗那些求财富求子孙发达心情急迫之愚夫愚妇的钱财。一次，笔者曾与风水先生有一段对话如下：
笔者：既然你们都知道这些风水宝地，为何自己不去占据呢？
风水先生：命中没福禄的，占据了没用，反而会带来不利；只有命中有福禄者，才会应验，所谓“扶强不扶弱”。
笔者：既然命中有福禄，何须还要选风水之地呢？
风水先生：那还是要借助风水宝地扶助一下才行。
笔者：风水葬地为什么能给子孙后代带来好运呢？
风水先生：这大约与地球磁场对人体的影响有关。
笔者：地球磁场只能对活机体的生理和心理产生影响，它又如何通过死者的遗体而对子孙后代（其中还有一些未出世）产生影响的呢，比如说带来财运或官运？
风水先生：（支吾了一下，以手指天）这科学上还有很多东西可能还没有搞清楚，不过将来会搞清楚的。
转而，他反问我是干什么工作的，大约是此类问题提得太尖锐了，影响了他的生意。他的回答是我所遇到的风水先生中回答得最“高明的”，他将无法回答的问题推给了未来的“科学”，这又最能哄骗那些愚夫愚妇，满足其心理需求。自然，他们那套“理论”来源的科学性以及有效性是无从稽考的。
【注释】
[1]“中原”即大地的中央。古代中国人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央，四周有海包围着，曰东海、南海、西海、北海，是谓“四海”，自称为“四海之内”。当然，古代人大体都持自己是世界中央的观念，如“地中海”即大地中央的海，古代西欧人认为他们住在世界的中央。
[3]历代学者对周代的建筑结构进行过考证。王国维《观堂集林·明堂庙寝通考》：“故室者，宫室之始也。后世弥文，而扩其外而为堂，扩其旁而为房，或更扩堂之左右而为厢，为夹，为个。然堂后及左右房间之正室，必名之曰室，此名之不可易者也。故通言之，则宫谓之室，室谓之宫。析言之，则所谓室者，必指堂后之正室，而堂也、厢也，均不得蒙此名也。”据此说绘图如下：
图17-3 周代堂室布局
“堂”在天子、诸侯等朝廷中称为“朝”，或“朝堂”。在“朝”的东西两侧之“厢”，是给臣下等候朝见的。《仪礼·公食大夫》郑玄注：“箱。俟事之处。”《仪礼·觐礼》郑玄注：“东箱……相翔待事之处。”又如《汉书·周昌传》：“吕后侧耳于东箱听。”此指汉高祖与周昌议立太子事，吕后躲在东厢房里偷听。箱，通“厢”，后写作“厢”。
[4]考古学证明，大约殷商至西周时期，长江以南的皖南、江苏宁镇一带及浙江部分地区存在着一种叫“土墩墓”和“石室土墩”的遗存，它们都有着高大的封土堆，代表了上古吴越民族的墓葬习俗（参见吴吉军等著《中国丧葬习俗》第283页）。也就是说，由于南方多雨且潮湿，可能起坟更高，“古也墓而不坟”只限于中原地区。
此外，陈戌国先生则认为，“殷周无坟丘一说已不可信”（参见其著作《先秦礼制研究》第三章第七节）。此类问题，还是留给专家们去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