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开创的人文主义思潮
14世纪前后，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市共和国（如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等）的工商业经济就已相当繁荣。由于海运业的兴起，东西方之间长距离的海上贸易航运愈益发达起来。而意大利的北部诸城市正好占据着东方（即西亚、东南亚等地）到西方（即西欧以及整个欧洲）之间的中转位置，因而它们逐步垄断了地中海东西之间的转运贸易，大量的世界财富滚滚流向这里，意大利北部诸城市一时成为西欧的中心。
这里的市民生活也随之热闹起来，人们对束缚、压抑人的基督教变得越来越不满。于是，在这里诞生了一大批思想巨人，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运动就在这里展开，它揭开了其后500年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序幕。
“人文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Humanus（人的）或Humanitas（人性），又称为“人道主义”，原指和基督教神学相对立的一类世俗思潮。它在意大利历时两个多世纪，形成了一个时代潮流。早期的最著名代表有但丁（1265～1321年）、彼特拉克（1304～1374年）、薄伽丘（1313～1375年）等人。由于这一思潮是打着“复兴”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的旗帜为发端，在他们看来，那时的文学、艺术是非神学的、真正世俗的，因而最体现人性，亟须予以复兴，故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自然，在文艺复兴的旗号下，他们大量地塞入了自己时代的新东西，即“人”的东西，并以此作为反对基督教神学的武器。
已如前述，基督教理论建立在两个世界基础上，即神居的“天国世界”和人居的“世俗世界”，它要求人们轻视人世的物质生活，仰望精神性的天国世界。这一学说在欧洲流行了1000年，极大地压抑了人们对感官的世俗生活的渴望。后来，人们变得有些不耐烦了，不愿再受这一压抑了。滚滚的财富涌入这些城市共和国，则为他们的这一世俗愿望提供了物质保证。
“个人主义”是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基础。这里的“个人主义”非指我们现在所讲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而是一个专有名词，指以“个人”为本位（而不是以“神”为本位）的一类思维方式、一类人文思想、一种人生哲学。人文主义的思想家们毫无例外地批判了基督教会的“禁欲主义”和“来世主义”，指责为对“人性”的压抑，“非人道”，是在公然号召人们追求死亡。他们将目光从天国移向人世，和神学相对立地提出了自己一整套新的世俗主义的人生哲学，即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道，反对神道；提倡人权，反对神权。他们认为，个人结成社会也是为了使“个人”生活得更舒适，要求将人们生活的重心从“天上”移到“地上”，从“来世”移到“现世”；主张享受的合理性、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并认为“快乐是人生的目的”“幸福就在今世”，并且“道德也是给人带来快乐的”等等。一句话，人文主义者反对基督教禁欲主义对人性的压抑，极力宣扬“自由人格”的发展和完善，个人高于社会。
总之，人文主义者所开创的生死观同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死亡观相对立，它不再是表现为顺从和修来世，而是鼓吹个人本位主义、“合理的”利己主义、快乐主义，即追求“现世的”个人生活的愉悦，对“来世”“灵魂的永恒”逐渐不再感兴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伊壁鸠鲁快乐主义哲学的深刻影响，他们确实“复活”了古希腊的人文哲学的生死观。如后来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云：“一个自由的人很少考虑死，他的英明就在于不考虑死而考虑生。”（转引自科恩《自我论》）也就是说，一个人只应考虑他现世的事业、成就和荣誉等等，而死后无须过多地考虑。这是在用哲学语言反对宗教的来世主义和禁欲主义。
“人文主义运动”被后来的思想史家正确地评价为“人性的重新发现”“人性的觉醒”。这一思潮后来传播到西欧大陆，如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等，引起了那里的“启蒙运动”（16～17世纪），并直接发展为18～19世纪的革命思想。正是这一连串的“思想解放”为西方各国的科学发展、工业革命、政治革命等社会变革准备了“人”的条件。
18世纪下半叶，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将这些人的学说归结为“自由、平等、博爱”三原则，并大规模地诉诸于社会政治实践。“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可视为那一时期以来的革命精神的最高概括。
1848年的欧洲革命继续深化了这些原则，引发了普遍的向旧的制度宣战的革命运动。著名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有诗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裴多菲将自由的价值列为第一，爱情第二，生命居末，他是从精神的坐标区分价值轻重的：为爱情可以牺牲生命，为自由可以牺牲爱情和生命，颇有一番孟子“熊掌和鱼”的价值取舍的气概。这一“公式”反映了15世纪以来西欧人的理想和时代追求，亦为19世纪的普遍情绪。它不仅激励着欧洲争取自由的人民，而且影响到了世界各地。
今天，人文主义的上述原则仍然构成西方各国的主导思想，并影响到了世界各国的社会政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