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厌世主义的生死观
东汉自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从此天下分崩，至7世纪20年代才真正稳定，历时400余年。这一时期，知识阶层中“悲观厌世”颇为横行，它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人生观。所谓厌世主义（pessimism），指视生存为痛苦、毫无意义，认为生不如死的一种人生观。当然，它更多的是一种生存情绪而非系统的理论。作为一个社会言，表现为“打不起精神”，少阳刚之气。厌世主义导致了纵欲主义、及时行乐乃至醉世梦死。
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第四章《魏晋南北朝时的宗教思想》对这一时期的思想动态、士大夫人生观有简单而深刻的描写。在讨论魏晋时期的“厌世思想”时，他追溯到西汉初的贾谊：
最初如贾谊的自伤，所著《吊屈原赋》《鹏鸟赋》，与屈原之《离骚》有同样的忧思，故司马迁曾以屈、贾同传。汉代的辞赋文学，大半受《离骚》的影响……其余辞赋家的作品，颇多借文章以泄其胸中悲愤，有悲观厌世的倾向。
继此而导致汉代思想于厌世之境者，厥惟建安文学，实总两汉的菁英（即精英），开六朝的先路，当时影响最大的，先要推到曹氏父子。以一世之雄的曹操，亦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之叹；聪颖如曹植，往往借《愁妇思》而发哀辞。至于七子之伦，大都悲凉哀怨，以写其胸怀，而渐启六朝颓废的思想。其次则为正始（曹魏年号，240～249年，此时已是司马氏擅权）中的王弼、何晏，始明倡老庄之学，王弼注《老子》《周易》，何晏作《道德论》，都足燃老庄学说的死灰。当世竞慕其风，前有“四聪”“八达”的同调，后有“竹林七贤”的扬波，延及六朝，风气为变。之二人者（指王弼、何晏），实为厌世思想的向导。
即是说，士人中的这一情绪影响了整个社会风气。该书系大纲性质，大约是老先生的授课教案，均未展开[1]。
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老庄道家和佛教思想成为主流，儒家被冷落。士大夫面对天下分崩、政治黑暗而无可奈何，由悲愤，伤感，到淡泊名利，清谈聊以自慰和避祸，遁入了心灵的寂静，自我“解放”。它造成一种社会风气，几使上自王公，下至士庶，莫不趋向到消极厌世的世界。统治阶级中则骄奢淫逸，纵欲主义泛滥，争权夺利，频繁地改朝换代。
人类的心灵深处蕴含着一种深沉的哀伤情绪。它与精力的衰退相联系，遇气候适宜就要发作为厌世情绪。如个人怀才不遇、生活或事业受挫等。一旦这一情绪成为普遍性，就会发展为整个社会的厌世主义。
在思想领域，它首先与儒家学说走向反面相关。汉代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前后达350年，儒家学说愈益走向反面，即虚伪化、烦琐化。士人以儒学作为猎取利禄功名的工具，自己并未准备照着做；研究儒学之末流者则考证越来越烦琐，“说五字之文，至于两三万言，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汉书·艺文志·六艺序》）。两汉儒学的几百年最后走向反面，由此形成一种虚浮风气，培养了一批寻章摘句、下笔千万言而治国安邦无一能的所谓“竖儒”。《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赴东吴舌战群儒的场面，便以小说形式反映了这一情况，它表明了罗贯中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人们对儒学失去了信心、信赖，又失去新鲜感，转而寻找合口味的新理论。
其次，是社会的分崩离析。东汉桓、灵二帝以来，政治愈益黑暗，“当时的社会，无非饰伪欺诈，已经到了无法补救的地步”（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第93页）。184年黄巾起义，接着诸侯割据；西晋后，天下分崩，“五胡乱华”，东晋偏居江南，中原成为战场。知识阶层普遍感到“无力回天”，又无可奈何。这些都是魏晋南北朝厌世主义的外部条件。“南朝承西晋风气，鄙弃儒术，主张放任清谈之风，犹未息；以退隐为务，以旷达为高，流连佛、道，不问世务，养成柔靡之民风，无力复偏安之局。”佛教正是获得了这一土壤得到大肆传播的。
王治心书说，在南方风气颓废之同时，北方反而崇尚儒学，“儒术因以大兴，彬彬文学之盛，反较南朝为优”。